梁放的伤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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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一种诅咒，我们并没有逃过那种非常时代给摆弄了一番的命运。”这是砂拉越作家梁放最新小说中的一句签语，也隐隐揭示了婆罗洲这块土地的诅咒。
从历史角度看，它一开始是汶莱王国的属地，然后落入布洛克家族手中，詹姆斯布洛克在汶莱王室之间的斗争中取得砂拉越，遂被任命为拉者。之后经历日据时期，战后它又被“渡让”（一个奇怪的历史名词）给英国，形同被卖身，两度转手，最终莫名其妙加入马来西亚这个大家庭。
此一系列的历史发展基本体现了这样的过程：从属→被占有→被蹂躏→随意转让（贩卖？遗弃？），乃至最终被收编（收留？）。凡此种种，历史教科书始终未有说明，或许只有婆罗洲子民方最了解。
无法回避左翼抗争
李永平接受访问时，就一口否认他是马华作家：“我不喜欢马来西亚，那是大英帝国伙同马来半岛政客炮製出来的一个国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印尼，唸高中的时候，我莫名其妙从大英帝国的子民变成马来西亚的公民，心里很不好受，很多怨愤。”
在“马来西亚”框架内，砂拉越长期的主体缺席，不要说像
李永平这些长期在“异乡”
迫迌（音近“剃头”，闽南语发音）的不在场者有这种感觉，在地作家的感情也并不容易理解。如前所述，它不断被切割、肢解、重组的历史与记忆，在砂华文学中
无不隐藏着这些符码，只待解剖。其中不可回避的是婆罗洲华人先后经历的脱殖与反马来西亚斗争，尤其是1946年已降的抗争，成为砂拉越华人至今仍无法抹除
的记忆。
这条鲜明的主线以1953年左翼组织——砂劳越解放同盟
的成立为起点，到砂劳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整合，一直到1990冷战结束为止。无可否认，它与砂拉越华人史无可分割，也是民间记忆的一环，砂
拉越作家始终无法逃避这些记忆，李永平和张贵兴的作品对这些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而梁放的“湮没”系列（及新作《我曾听到你在风中哭泣》）再度激起了人们
业已忘却的记忆，与一些思考，也是作者对冷战创伤记忆的最佳诊断方式。
文学书写抵抗遗忘
梁放的两篇“湮没”系列文章分别写于1986和1987
年。湮没系列原有七篇，发表屡因周折，遂在赴英留学前夕，横把其余五篇付之一炬。作为政治属性的马华文学，作家为身份的铭刻而写作固为主要原因，然而，在
现实与理想的斗争中，马华作家仍无法摆脱更为沉重的包袱，即面对记忆的湮灭，因此抵抗遗忘势成一种必然。
譬
如马来半岛69年的流血事件（史称五一三），马华作家纵使极力闪避，但华人心中这块伤疤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冲淡，作家们似也无法轻易告别那个年代，那样
一种记忆。那段被刻意抑制的记忆在适当的时刻，势必被召唤、遥祭，以平复广大人们的精神。在社会活动领域，事隔64年的峇东加里大屠杀事件，最近再度浮出
历史地表，证明时间并未把马来西亚华人的记忆冲刷贻尽。
在文学领域，近二十年陆续出现的所谓马共书写，即为最新
一例。由此，抵抗遗忘成为一种手段，抚平创伤则成为目的。就目前情况而言，马华小说对意识形态斗争的书写（无论对马共或北加里曼丹革命运动）基本上有三种
态度：一是抱着戏谑与消费的态度，二是提出质疑、批评乃至否定，三是反思性的伤痕回忆。
小说抚平集体创伤
梁放的两篇“湮没”系列小说——《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与
《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基本上以当下人的眼光，关照过往的事件与抉择而所作的思考。他的反思点到而止，你可以说这是作者的历史意识不足，但他有言在先，他
并非写历史与政治。这是他作为小说家极尽本份的表述，比起那些调侃、戏谑乃至恶搞的创作也许更诚恳。
梁放在小说中更在乎于历史留下的伤痕多过历史的胜败。他对事件或许有个人的观点与立场，但他总极力克制情绪，举重若轻。也许他的终极关怀是为了抚平伤痕（纵使伤疤结不了痂，如徐老伯因受惊过度而失忆，时刻活在幻觉中），以引起一种治疗，这又似乎超越了单纯的抵抗遗忘。
诊治苦难时代的人
此时，叙事者才惊觉，人们都选择把过去遗忘。“一直到现
在，我才了解，是真的再也没有人要提起。偶尔话题一触及，一直留在园地里眼睁睁看着那一场灾难的老同学们，一个个会木着脸说：人都死了，还提她做什么？还
有关于其他人的许许多多细节，大家甩个头，也不再继续。”（《玛拉阿妲》，页79。下引同著）对此，作者不无调侃写道：生活，我已明白，一定要往前看。回
头，要招惹多少创伤。
问题是：往前看，谈何容易，集体的创伤能说忘就忘吗？梁放以他的写作预示了答案。作为政治书写本质的马华写作，真能拒绝面向历史，绕过创伤吗？梁放除了湮没系列留下的两篇，事隔二十多年后，其他残存的记忆依然时刻被召唤，其新作《我曾听到你在风中哭泣》可视为系列之续。
为的是要看黑夜尽头的一线曙光
对于理想的斗争，梁放从叙事角度的转换作了不同面向的思
考。最初是《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以成长后回到沿海小镇执教的青年的视角，叙述女教师刘桂叶在爱情前提下不得不然的抉择、坚持与牺牲，她的抉择也许是被动
的，连带地作品也许被看作充满浪漫的小资情调，但作品中的人物实践了、坚持了，而在某些人眼中，女教师刘桂叶不过是一个跟大时代的信仰无关的平凡、卑微的
女性。对于那个时代，作者有意作一总结，并为苦难时代的人们作一诊治：是从那一天起，我们给揪住了似的，不由自主地给甩上另一条路上。这是对人生整个意识
的开始。人生，这即使不再有魔怪的黑夜，我们是尽最大的勇气与忍耐穿过它，为的是要看看尽头是不是有一线曙光显现。那是我们的信念。一直如是。（页78）
系列第二篇《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从旁观者全知叙事角度
带出斗争付出的代价，无辜的刘妈先是被奸，后来因惊恐过度难产而死，留下两个孤女，长女丽珍与进步青年徐子捷结缡，然两人终也逃不过官兵的围捕，“拆了蓬
的连罗华自街上游行回来，车上赫然是两具尸体。……男的仰躺着，向外垂的一只袖子，干硬了的血浆也撑不起原是虚空的内容。那个女的，头侧向一边，脸色白得
透明，长而卷曲的睫毛下，那半闭着的双眼，潺潺不停地流了两道鲜红的血水。”（页95-96）徐伯父也因此惊吓过度而失忆。山芭、围篱、刺铁筋、牵牛花、
地雷、枪声、尸首、拘留、审问……，面对这些风浪，作者淡定地娓娓道来。面对未拆除的围篱和刺铁筋，徐伯母出奇地比丽珠沉稳、淡定：留着也不碍事。那上面
都是牵牛花，每天早上起来，都可以看见紫色的一片。（页89）对于“由以往的激进到温和，再由温和到另一面伸展”的伍盛，后来化名钟可为，更中选为人民代
议士，曾与之携手斗争过的徐伯母竟能漠然以对。透过叙事者身份，作者对徐伯母的心境作了剖析：换着她自己，要她重新来过，她选择子捷仍然活着。人老了，许
多年轻时候的理想与抱负，真的已做不了准。伍盛，他或许也没有错。谁说这个时代的变迁不也要负一点责任？斗志，伍盛还是一样有的，只是已改变了方向而已。
有人肯这样做，有人不，这世界，就是这般离奇，事实上，时代委实也不同了。（页103）
如果徐伯母这番话能代表作者的思考，《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传达了作者对对斗争的基本肯定，后者则对人心因时代而改变提出了些微的抗议。梁放的小说，在现实的砂拉越政治斗争史中，都不难找到对应的例子。只是人们不晓得，时代是否真的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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