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劳越的人口是异质性的。他
们是依照阶层、宗教和种族来划分彼此。在本文中，我们所关心的是，华族社群的命运以及他们在砂劳越被接纳的程度。首先华人与英国人的关系己演变成共存性
质。当两种民族在砂劳越一起生活和工作时，彼此之间总有某种变化的历程出现。笔者打算在这里简要地叙述个人认为是砂劳越历史上所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历程。
对于这些历程，我们可以在本文前几节中看出一斑。
（ 译自《砂劳越博物院院刊》"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第19卷，第38-39期，1971年。)
婆罗洲华人史（二）
砂劳越华人的兴起
历史的力量以神秘的方式向前推进时，往往产生一系列的事件，同时把焦点集中在某一种情况上。砂劳越即成为这么系列事件的焦点。这些事件就是我们 刚刚叙述过的。另一系列重大事件，则同时发生在文莱。该地的华人因遭受迫害，不得不四处逃命。到了1864年，据史宾塞‧圣约翰(Spenser St. John) 说，文莱的首府简直看不到一个华人。【31】  当时在西婆罗洲、砂劳越和文莱的华人，的确很难肯定其确实数目。各种的统计，亦相距其远。哥罗福(Crawford) 于1820年声称，在金矿区里约有3万1000名华人，其中4000名为女性。他估计只有6000名华人实际参与开矿工作。其余的华人从事贸易、农耕和与 矿产有关的买卖。1827年，《新加坡纪事报》 (Singapore Chronicle) 估计上述三地有华人12万5000名。【32】厄尔则表示，在1823年荷兰人占领西婆罗洲之前，每年约有3000名华人抵步。但是过了这─年，华族移民 的南来几乎完全停止。他们估计的华人数目多达15万，其中9000名居住在金矿内。【33】 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砂劳越及其发展之前，有一两点关于西婆罗洲的局势，有必要谈一谈。首先，公司的消灭，并未能治疗婆罗洲的政治利经济弊病。哥 罗特说，对付公司的战争结束后，有关区域化为贫瘠的农耕地带，所有矿场几乎被废弃。巴素和哥罗特抱着同样的看法。认为公司的消灭以及公司消灭后华族人口的 减少，对婆罗洲的发展打击不小，致使婆罗洲从此一筹莫展，也许永远无法恢复旧观。【34】哥罗特不禁问道：何以荷兰政府让爪哇人保有本身的社区制度，唯独 华人不许保有？他又问道：为什么荷兰政府抱着这种“恐华心理”，究竟荷兰政府有什么理由害怕华人？ 巴素批评道：公司组织消失之后，华人酷似失去神经节、脑子或“蚁后”的一窝白蚂蚁。然而，华人具有莫大的复原力量，不久他们便对这种挑战作回应了。 我们从以上所谈的，可以明显看出砂劳越和中国早在公元1300年以前，便有了直接的接触。由于某种不明原因，华人在砂劳越留下的这些痕迹，到十 五世纪中叶便消失无踪。不过，他们在文莱却延续了一百年之久。因此，华人在婆罗洲沿岸的贸易活动，看来是十六世纪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竞争下宣 告中断的。在往后的两百年中，中国和砂劳越之间便很少来往了。早期华族商贾对砂劳越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是现今砂州华人的先驱，而是他们对当地土著所起的 影响。原来他们同土著通婚，不但使土著含有华人血统，而且还承传了华人的许多技艺。【35】 在婆罗洲南部，华人的贸易活动在砂劳越整个所渭“黑暗时代”(1580年─1840年) 里，仍然持续下去。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有数千名华人散居在三发和坤甸一带。关于这批华人，我们已经作了详细的探讨。他们就是来自首批移居砂劳越的现代华人。 根据文献记载，只有广府人有资格声称当詹姆士‧布鲁克东来时，已有一名宗亲在砂劳越。这位宗亲就是刘直。他在1830年前后偕同数名友人，从中 国乘搭帆船抵达成邦江(Simangang)，然后转到古晋(Kuching) 的砂督(Satok)。以种菜和饲养牲畜为生。他后来成为白人拉惹布鲁克的管家。追随他的同乡于1857年积极协助拉惹对付叛乱行动。 有些关于客家人从西婆罗洲逃亡的记载，认为他们所以逃到砂劳越，是因为犯了罪，避免遭荷属婆罗洲当局逮捕。【36】笔者相信事情的真相并不支持 这种结论。不幸的是，这种结论在婆罗洲早年的许多官方报告书中，都占据着支配的地位。单单此种假设，已经使到人们对那些当年逃到砂劳越的客家人，以及作为 他们的后继者的今日砂州华人，抱着某种态度。下一节我们将尝试了解这种态度对日后砂劳越历史的影响。 砂劳越华人垦殖地的透视 为了了解砂劳越华人的历史，首先我们必须认识詹姆士‧布鲁克的为人。他的冒险、胜利、挑战利远见，成为当代许多砂劳越人的特征。郎西曼 (Runciman) 在其所著的《白人拉惹》(The White Rajah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一书中，以赞赏的态度给予詹姆士‧布鲁克极全面的描绘。 詹姆士.布魯克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叙述布鲁克（上圖）时代的种种事实。读者们不妨阅读上述专著，以了解有关详情。在本 节里，我们准备更深入地探讨布鲁克的政策和态度，因为他的政策和态度支配了砂劳越华人社会的发展。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华人移居砂劳越过程和经历的史实之 前，对于詹姆士‧布鲁克其人其事，必须有个笼统的印象。 他很喜欢写书信和日志，而且乐此不疲，平时一提起笔来，便欲罢不能，似乎恨不得把个人的思绪、期望利感想统统写下，给任何喜欢阅读的人读个痛 快。朗西曼说，詹姆士‧布鲁克的坦率，却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遇到不少麻烦。【37】在他的记述中，最有趣和最有启发性的部分，关系到他对东方政治所产生 的看法。他之所以越来越不喜欢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许跟他对莱佛士(Raffles) 的仰慕，以及本身的经历不无关系。他永远不能原谅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年不支持莱佛士。他认为该公司一心只想从对华贸易中更快取得利润，而忽略了对印度的发 展。他对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广州遭受中国当局的侮辱大感震惊，但英国商人为了赚钱却忍受下来。对于其同胞所蒙受的屈辱，他有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牢牢地留 在他的心中，一直到他同华人的关系较为密切时，始告消除。在砂劳越，他对华人的猜疑，后来因为恣意照顾土著的福利而告缓和。他认为土著与欧洲人的关系如果 过于密切，对他们有害无益。他本身曾经在印度说过这样的话：能操英语的印度人是最不可靠、最腐败的一群。【38】 他对土著的性格并不存任何幻想。他认为马来人很奸诈，印度人很懒惰，华人也没有吸引人的地方。【39】在他看来，华人的长相很丑陋，外表就像僵 尸一样。但是在他的撰述中，他对华人的勤劳苦干精神和对教育的渴求和尊崇，却深表敬佩。朗西曼声称詹姆士‧布鲁克随时准备矫正他的偏见。【40】布鲁克同 美国传教士艾比尔(Abeel) 一次深谈后，认定在基督教戒律引导下的教会组织，对砂劳越不可能造成任何损害。如果他否定教会可能带来的良好效果，简直等于一个异教徒。究竟这种态度上的 改变，是否表示他愿意改变其偏见，倒是一件很值得争论的事。由于他的偏见很深，笔者委实怀疑他会轻易改变态度。  在几乎所有涉及华人移居砂劳越的早期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私会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詹姆士‧布鲁克政府一直担心三合会对华族移民的影响。在许 多文献中，三合会的影响被认为是1857年石隆门华工起义的主因。【41】在《砂劳越民族》(Peoples of Sarawak) 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下一段文字，谈到这一点： “当时石隆门的某些客家人，仅因参与涉及私会党的勒索活动而遭惩罚。事缘白人拉惹决心制止这种不法行为的发生。华人在愤懑之余，试图暗杀拉惹及 其官员，以便拥立本身的领袖为拉惹。这次的起事，虽然初期获得部分成功，但后来却因达雅克人出面协助布鲁克而被敉平。起事的华人在混乱中撤退到石隆门。他 们抵达石隆门后，把满腔冤气向领袖身上发泄。”【42】  朗西曼对华人起事的记述，涉及许多判断问题。他一点也不转弯抹角，直称“詹姆士‧布鲁克对华人没有偏见。”【43】证据是布鲁克本身的管家就是 一个广府人。他又进一步指出，随布鲁克的管家一夥之后而来的移民，有诏安人、潮州人和其他籍贯的华人。潮州人在各市镇外的小耕地落户，并以种植甘蜜为生。 每一种籍贯的华人，都有一名领袖。白人拉惹把福建人领袖王有海、诏安人领袖田考、潮州人领袖刘建发，看成华人社会的首领。对华人事务，他都征求三人的意 见。他们之定居砂劳越，被视为发展本地经济的宝贵人才。在其他地区，他们却被看成国家的一种负担。  如果我们稍微观察进入砂劳越的客家人，也许最能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他们带来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称为公司。在本文第一节里，我们已经 详细地探讨了公司的组织和功能。在砂劳越，公司是以石隆门周围的金矿为中心。詹姆士‧布鲁兑最初来到砂劳越时，发觉这家公司已经在运作。他对公司的效率和 公司人员的勤奋，留下深刻印象。1842年，他促使这家公司承认河对岸另一公司的存在。他希望此举意味着该公司会接受他的政府。然而，这个时候真正的麻烦 才要开始。读者们应该会记得，我们前此讨论打劳鹿地区的公司时，该公司与荷兰人之间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有趣的是，在砂劳越的文献里，那些逃避荷兰人追 击，越界进入砂劳越的华人，被称为“逃避荷兰当局检举的罪犯”。【44】 凡是认识荷兰人和该公司对抗的历史的人，都会发出疑问：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罪犯？ 无庸讳言，那个时代殖民地宗主国所共同具有的单一看法，都不认为本身是谋图窃取他人的矿场和土地的人。 当然，华人并非土生土长。他们来到这里，为的是做生意。以兰芳公司的情形来说，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国家。在罗芳伯的构想中，他所创立的国家将成为中国天朝的一个拓殖前哨站。然而，他却无法同中国朝廷建立拓殖地关系。他所做到的，是领导国家向前发展。 蘭芳公司在婆羅洲把轄區建成一個國家 根据历史记载，华人比荷兰人早一步抵达婆罗洲。但是，先到的人在道义上并不能宣称拥有土地权。无论如何，兰芳公司在婆罗洲把辖区建成一个国家。荷兰人同兰 芳公司对抗时，把公司看成是他们设法在经济上控制婆罗洲的主要障碍。在争夺市场的过程中，荷兰人想像自已为力求将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世界各角落的伟大十字 军。因此，他们为扩展势力与影响力所采取的任何手段，自认都是合乎道理的。 当时英国人和荷兰人经常互相对抗。对抗原因不是双方对“欧洲人”身负的使命发生歧见，而是对谁将取得经济资源的问题，相持不下。对于欧洲人的使 命方面，双方看法似乎一致。因此，当荷兰人把华人逐出时，他们所逐出的是“罪犯”。谁也管不了一个主权国家被侵略，其人民遭杀戮，其经济遭破坏的事实。 華人帶來蘭芳公司的經驗 他們不習慣做卑躬曲漆的人 大批华人在惨无人道的荷兰军队追击下纷纷逃亡，最后逃到砂劳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华人难民，于1850年前后抵石隆们的背景。他们带来了兰 芳和其他公司的经验。他们不习惯于作个卑躬屈膝的人，只有殖民地人民才非如此不可。因此，一开始他们的观点便和白人拉惹的立场发生冲突。税款的征收，对华 人来说，并非难以容忍的事。但是当有关方面告诉他们必须向拉惹购买某个数量的鸦片时，他们便作出反应。问题是：“他们的反应是否犹如中国对其人民蒙受英国 经济迫害时的反应一般？”显然易见，白人拉惹在砂劳越售卖鸦片，并未在道德上感到内疚。其实，当拉惹不把华人当人看待时，他是很容易对这种加诸华人身上的 恶行和万恶的毒品，寻找堂皇的理由的。当笔者阅读有关记录时，尤其感到诧异的是，华人的反应怎么不会更加激烈。 假使我们否定私会党对砂劳越华人的影响，那是错误的。在政府眼中，公司和私会党往往是两位一体，或者说两者互相勾结。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它们是否两位一体，而是什么事件引起华人造反，以及华人为何继续处于不安状态。 布魯克很少花心思了解華人 詹姆士‧布鲁克必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在学校所承受的，是某─套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中华文化的低劣，故必须以“适当”的文化取而代之。 布鲁克同华人的整个关系史中，始终很少花点心思，设法了解华人。不错，砂劳越设有“华人法庭”，而且承认华人家庭法。但是，“华人法庭”的设立，并不是因 为布鲁兑完全承认中华文化的优点，而是企图利用它们作为控制华人的工具。 我们知道白人拉惹性喜阅读，读起书来往往废寝忘食。他最喜爱的杂志之一是《笨拙》(Punch)。从这份杂志所刊登的两张漫画，可以看出他对华人所怀有的潜在意识。这两张辱华的漫画，分别刊载于1858年4月10日和1860年12月22日的《笨拙》杂志。 这种潜在意识是产生历史的要素。我们通常只看明显的事项，以求了解事情的真相。在砂劳越，我们可看出一旦忽略这些深邃的暗流，便造成无法了解历史真相的可悲后果。 关于华人起事的经过，朗西曼所著《白人拉惹》一书第五章有详细的讨论。希望读者们能从中了解这里所提到的有关事实。让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上述事件。 華人是一個自豪的民族 對布魯克的手法感到不滿 逃往石隆门的华人，是一种自豪的民族。他们一度是婆罗洲一个独立国家成员。他们具有本身的传统，懂得如何自我治理。而今，他们发觉： 1，本身正面一个对他们抱着猜疑态度的政府。法律是拉惹任意制订的。在兰芳大总制里，法律却非如此制订。因此，华人对拉惹的手法，自然感到不满。 2，单单抽税的方法，就是以引起华人的极大的愤慨。原来拉惹决定每个华人社区应当使用鸦片的数量，然后根据该数量抽取税款。  3，石隆门的华人虽未使用拉惹规定的鸦片数量，但是拉惹坚持华人一定要缴交他所规定的雅片数量的税款。他认为华人使用鸦片数量的减少，是私会党把鸦片偷运入砂劳越的结果。  鴉片 opium我们不晓得是否有此可能，他也同样未必晓得。为了惩戒公司，他坚持公司必须缴付规定的税额。拉惹此举，显然只有引起华人的愤恨而已。儿乎从华人越界的那一天起，他们便成为砂劳越政府的眼中钉。 1852年 1852年，石隆门的公司设法阻止一名政府官员逮捕公司的一名成员。当局派遣端慕达(Tuan Muda) 率领一支由马来人和达雅克人组成的军队到石隆门，要迫使华人就范。公司不得不将该人交出，而且还奉命在新尧湾(Siniawan) 附近的北立达(Belidah)，兴建和装备一座堡垒，并要公司负责堡垒的维持费。堡垒由沙立‧马杜仙(Sherip Matusain) 和一支可靠的马来守备队驻防。端慕达也命令华人交出一百枝步枪，作为一种惩罚，但是拉惹却将该道命令取消。 1856年在廣州的中英糾紛 当时在砂劳越所发生的事件，同中国方面所发生的事件不无关系。1856年，中国人和英国人在广州发生纠纷。两广总督叶名琛公开发出悬赏，任何人 呈上英国人的手臂，每只可得赏金三十元。不久在东方地区谣传广州的英国人遭屠杀。有人鼓动新加坡的华人于1857年起事，但被轻易镇压下去。石隆门的华人 也听到这种消息。他们知道拉惹本身因镇压海盗的事处理不当而遭调查。拉惹也故意言过其实地声称他在英国眼中是一个多么不受欢迎的人物。 1857年石隆門起事 石隆门的公司以为改变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不相信英国当局会给拉惹假以援手。公司对拉惹的政府也深感不满。由于鸦片的入口继续下降，政府 的一名稽查员奉命到石隆门巡察。他发觉该地的华人人口大量增加，乃通知收税官。后来，政府即根据所获得的证据，认定该公司走私鸦片，宣布罚款一百五十英 镑，而且恫言如果公司继续私运鸦片，政府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付。1857 年1月，该公司缴了罚款，但却毫不隐瞒内心的愤怒。不到一个月，公司便造反了。造反行动旋被敉平。结果是，布鲁克政府对华人社区猜疑更深。上述事件似乎证 明马来人和达雅克人，有理由对华人怀着厌恶的心理。但另一方面，当局仍然了解到华人可成为砂劳越社会有用的成员。事实尽管如此，华人仍须经过不少岁月，才 觉得本身在砂劳越受欢迎。
詔安人、潮州人、福建人
为了对华人移居砂劳越的历史有所了解起见，笔者想在此略述诏安人、潮洲人和福建人群体当年来到砂劳越的情形。福建人的先驱是王有海。 他在第一位白人拉惹抵步后不久便来到砂劳越。在王有海的领导下，福建人莅砂后，几乎清一色从事商业活动。 韶安人的第一位先驱是田考。 他抵步的年份，有1850年和1851年二说。他是田家的第四子，虽然家境贫困，却胸怀大志。他听过关于马来亚如何富裕和容易发迹的故事。于是，他到一艘 小帆船上当水手。这艘小帆船从中国运载白盐到砂劳越。他一抵达砂劳越，便到石隆门投靠一位同姓客家人，并受雇为劳工。但他同时拥有一个菜园。有一天，他在 菜园里发现金矿的踪迹。发现金矿之后，他开了一间小店铺，售卖香烟和杂货，刻苦经营，终于变得颇为富有。 第一位到砂劳越的潮州人是刘建发。 他是在1840年代南来的。不久，他获得拉惹的允准，从中国家乡带来一批潮籍农夫，以便在现今的朋里逊路(Penrisson Road) 一带开辟甘蜜园。 以上三位先贤──即福建人王有海、诏安人田考、潮州人刘建发──旋成为拉惹赖于管制华人的“三巨头”。 华人是基于许多原因来到砂劳越的。他们也根据其他许多缘由而定居下来。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追溯他们南来的历史，而是要尝试了解当代砂劳越政府对华人所持态度的背景。 砂拉越政府對華人所持態度的背景 1857年石隆门华起事后，华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英国殖民地官员对华人继续所持的态度，可以从各种政府出版物中反映出来。其中《砂 劳越宪报》(Sarawak Gazette) 是探索政府对华人社会态度演变的最佳资料。笔者曾经尝试翻阅该官报于1870年创刊后的每一期内容。 1870年，砂劳越当局对华人社会所抱的猜疑态度仍未消除。在《砂劳越宪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的片段： 1870年9月10日── “市面上谣传在广州的欧洲人全遭杀害。一般人并不相信这些谣言。但传闻中国当局在天津麇集大批武装人员。” 1870年10月15日── “我们在砂劳越有过这样的经验，即敌视欧洲人的情绪随时可能被激起，从而导致最残暴的罪行发生”。 1871年3月12日── “中国孩童所接受的传统读书方法，与此事会有某种关联。他们的读书方法，似乎包括不断重复诵读课文，一 齐到能背诵为上。一个中国佬尽管能够轻松诵读一段书本文章，但如果你问起文章的意义，他往往会告诉你说，除非再诵读五、六遍，否则无以相告。这是缺乏理解 力的表现。当然，你教导他们学习另一种语文时，需要对他们重新来个训练。克服上述缺点，应该是教师的首要目标”。 以上这些引文，反映出砂劳越英国殖民地官员，基本上对华人所抱的轻视和容忍态度。当我们继续翻阅《砂劳越宪报》时，会发现这种对华人反感的情绪，在字里行间频频出现。 1871年4月28日── “我们很高兴听到有关方面正努力促使中国佬定居在武梭(Busau) 和打占拉(Tagora) 周围的地区，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稻来种植，其种植规模之大为前所未见者”。 “凡是中国佬落户之处，总出现华人与达雅克人混血的后代。此等混血儿将成为最佳的试验材料，而且应当会取得成功。毫无疑问，凡是华人耕种的稻米，其产量与质地，都远远超过达雅克人所种植的”。 1871年5月31日── “华人终于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他们不喜欢传教士出现在他们当中。他们一向否定基督教教义的主张和基督教追求进步的文明。现在，他们再三要求把传教调走”。 1871年12月1日── “据来自福州的一项报告说，距离该地五十英里的四座小教堂，被华族暴民毁坏。中国官员下令汕头的屠夫，勿把肉类供应外国人”。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这些岁月里，虽然华人备受猜疑，但政府仍然继续鼓励华人到砂劳越定居。在1874年4月1日出版的《砂劳越宪报》中，我们 发现拉惹查尔斯‧布鲁克(Charles Brooke，第二任白人拉惹) 作下列宣布：“余，砂劳越拉惹，查尔斯‧布鲁克，谨此代表砂劳越政府，对所有进入砂劳越地区开辟甘蜜园与胡椒园之中国佬，制订下列条款，并真诚实施： 布魯克對“中國佬”的條款： (一) 凡是彼等准备用于耕种之土地，分得后免付一切款项。 (二) 凡是保证为雇主服务某种期限之苦力，必须遵照法律，提供服务，否则将受处罚。 (三) 对于每一条港之中国佬首领，政府将赋予权力，以管制手下之苦力。 (四) 种植园开辟后首六年，甘蜜与胡椒之出口，均豁免缴税，一俟须缴税时，每担之税额不超过两角。 (五) 甘蜜园与胡椒园开辟后首六年，食盐与香烟一律免税。 (六) 政府将协助找回逃跑之苦力。 上述特许条件可谓优厚。一般华人都恨不得早日发财。砂劳越似乎成为一个随时可发横财的地方。华人到来之后，由于刻苦耐劳，使地方上开始出现美丽的远景。1874年12月1日号的宪报中，有这么一段生动的记载。 1874年12月1日── “把华人引进一个散居着一种懒惰民族的新地域，其价值之高，在砂劳越尤其堪为典范”。 “在本地村镇所见的美丽巴刹(市场)，全为华人所建。对手工匠、苦力和其他各种劳务，我们得感激华人的提供”。  “凡是到本地旅游的人，一定会对下列事实留下深刻印象：在每条河流的源头以及最偏僻和人烟罕见的地方，只要有一座达雅克人的茅屋，就会有按耐不 住的中国佬，弋着满载珠子、花布的小船，以诱使达雅克人到森林中四处寻找林产，以供交换。他们偶而因行为轻率而遭受惩罚。不少中国佬的头颅在达雅克人的火 堆上被烘干；不少田野悬挂着中国佬的辩子。但这一切皆未令彼等利欲之心冷却下来”。 “不幸，一般约翰中国佬都患上怀乡病。事实虽然如此，却有许多迎娶达雅克女郎或马来女郎为妻。自从定居开邦，我们相信结果会产生一种优秀的混血儿。他们世代繁衍，最终将占据整个地方”。 这篇评论的有趣的一点，是提到“约翰中国佬”(John Chinaman)。这个名词经常出现在各种官方出版物中。它源自一篇题目为《广州之歌》(A Chanson of Canton) 的诗歌，刊于1858年4月10日出版的《笨拙》杂志上。一般词汇在天地万物中，各有各的意义。但是这个词儿所蕴含的意义，却叫人不敢恭维。 歐洲人的典型態度 在我们的探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一项重要事实。也许这正是大多数欧洲人同亚洲人接触时所表现的典型态度。其实，不同种族互相接触时，都是从外 表看待彼此。即使他们毫无敌意地互相交往时，也往往不去理解对方对生命所抱的态度，结果他们给对方所作的各种评断，不但有欠正确，而且令彼此难于达到互相 了解的目的。 歐洲人的觀點成為政府正式的看法 我们可以从以上所引述的《砂劳越宪报》片段，以及随后所列举的实例，清楚看出这一点。一方面是，白人拉惹的政府以特殊的观点，看待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是，达雅克人、马来人和华人，也各以本身的独特见解，看待生活。我们不能说这三种民族对生活具有共同的看法。 不幸在早年时期，欧洲人的观点，居然牢固地成为政府的正式看法。随着越来越多达雅克人和马来人加入政府部门服务，他们受到白人的影响，对华人也以“约翰中 国佬”看待。总之，他们对华人的猜疑、不信任和轻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假使有谁认为华人的恐惧毫无根据，是愚不可及的事。可悲的是，种族之间的争执，就 像雪球滚下山一样，越滚越大。同时，某些事件一旦发生，即如米烧成饭，无法挽回。 这时期，“约翰中国佬”在砂劳越已成为一种社会类型(Social type)。而社会类型毕竟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是出─种民族的某些显著特性所形成。因此，在当地人眼中，华人着重经济利益，饮食奇特，是一种本性驯良、 买卖手法灵巧的民族。虽然社会类型这概念过于简单化，但它却难免产生各种歪曲作用。 不同种族群体的成员，即基于他们对彼此所形成的概念，互相交往。定型的看法未必正确，但却是人们看待对方的依据。 布魯克政府把華族難民成為“罪犯” 早年逃到砂劳越的华族难民，未必是犯罪分子。可是，在《白人拉惹》和《砂劳越民族》以及当代其他著作中，却把他们称为罪犯。这些华族难民乃来自 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詹姆士‧布鲁克及其政府所抱的定型看法，都认为华族难民一定是犯罪分子。因为他们不就是逃避荷兰人的制裁吗？ 当我们回顾过去，研究一下兰芳公司的历史时，就会觉得罪犯一词很难套用在这些华人身上。对人类来说，当他们的家园被侵略军摧毁，国土遭侵 略军蹂躏时，逃亡他乡是很自然的事。难道还有人不想逃命的吗？这些人怎么会成为犯罪分子呢？不幸的是，这个时期的史实都被歪曲，因为有关史书都是出自荷兰 人或英国人史家的于笔。他们所叙述的事项尽管正确，但是每当谈到华人的做事动机和风俗习惯时，却不乏贬谪之词，尤其是所用的词语异常情绪化。结果我们很难 看出问题的征结在哪里。 以下是《砂劳越宪报》中所刊载的一些片断 1875年5月1日── “华人对什么是‘悦耳和声’一点观念也没有。他们的语言和声音，根本发不出这种和声。即使是最原始的民族，也不致于如此。尽管他们的音乐单调和 简单得出奇。当它表现战争场面时，你会觉察到一种野性的呼声。而当它表现对死音的哀悼时，你则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这一点最引人注意。在华人的音乐中，只 能产生最难听、最不和谐的声音”。 “叫人感到更烦厌的，莫过于每晚在街头表演的小戏台。约翰中国佬天生是没有什么可尊崇的”。 1875年9月1日── “在砂劳越和荷属婆罗洲的华人，显然很刻苦耐劳，但他们却证明本身不可受信赖。他们在两地的人数突然间增加得太多，有一天准备用来防卫砂劳越的兵力，必须随着华人的大批涌入而增强”。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对砂劳越发挥重大的作用。有些种族群体由于一度很强大，便往往把自己继续看成优越的民族。华人便是如此看待自己。他们轻视欧洲 人，以骄傲的态度对待欧洲人，而且把自己想像成一种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暂时受到野蛮人的骚扰而已。移居东南亚的华人，与各种民族接触时，即产生类 似的看法。在婆罗洲，他们认为当地民族不论在能力上、智力上或精力上，都低人一等。当一种东西或是一个人被人觉得讨厌时，人们往往便会避免和他接触或表示 认同。砂劳越的华人和欧洲人都怀有这种倾向。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到这方面的证据。 白人拉惹知道只有华人能管制本族人。虽然他对华人抱着某种保留态度，但是在1876年1月，他却发布一项通令，鼓励华人进一步到砂劳越开荒垦殖。 1876年1月3日── “凡是真心诚意要到砂劳越种植甘蜜与胡椒的头家和他们手下的苦力，政府将免费提供从新加坡到古晋的船票。” “政府且委任各条港的港主，为治理各港华人之甲必丹，着令彼等负责维持辖区华人的良好秩序，并赋予彼等处理小案件的充分权力。至于严重案件则由 古晋法庭或现场的政府代理人裁决，并决定何种案件应由港主全权处理。政府亦准备给予各港港主，承包鸦片、烈酒、赌馆、当店的专利权”。 在《砂劳越宪报》上，有一位名叫埃弗雷特(A. H. Everett) 的先生发出下列警告。 1877年12月8日── “目前在砂劳越没有其他课题，比土著马来人的生活情况和未来日子更加重要。倘若我们深一层看，会发觉马来人正逐步地、肯定地被逐出他们先前所赖以维生的各种行业。华人移入人数之日增，势必越来越剥夺他们经营小生意的机会。马来民族并未缺乏发展的潜能”。 无论什么人如果研究过中华文化，并尝试探求它同欧洲文化的关系，一定会发觉具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对各种事务的想法，是有那么大的差异。 L. K. 许(Francis L. K. Hsu) 在其所著的《宗族、种姓与俱乐部》(Clan，Caste and Club) 一书中，对这方面作了极充实和详尽的探讨。我们姑且以他的探讨作为我们的背景知识，以及我们了解许多世界观的基础。我们暂时能够对这一点的研究下结论。 砂劳越政府和华人之间关系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所属种族的不同，而是彼此以不同的视角互相看待。在种族群体(即华人、英国人和达雅克人) 之间，如果有何基本差异，主要在于心态方面。事实是，以不同前提为出发点的人，往往强调对方较为明显的差异。当然，从饮食、衣着，到家庭生活，英国人和华 人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差别。基于此因，砂劳越各种族接触后所产生的多数现象，可以在其他持不同观点的种族群体的交往中看出。当乡村居民和老经世故的城市居民 接触时类似的误解就会产生。 只要白人拉惹及其官员和华人都抱着种族优越感的心理，他们就会继续以定则的观点看待彼此。近几年来，各种族之间经常进行密切接触的结果，提供了 许多机会，可以看出彼此的矛盾所在。在个人方面，白人和华人进行密切接触后，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些开始改变对华人的评价，但其他白人却依然故我。 在1877年11月1日出版的《砂劳越宪报》第19页，我们发现下列数段文字： “大不列颠的殖民地和属地受华人的和平侵略，是我们在东方生活中最奇特的际遇之一。这些土地仿佛受到人类大家庭中两个最大支系的双重拓殖，但是白人仅如候鸟般暂留于此，中国佬才是真正的殖民者”。 “他们具有惊人的精力和工作能力，聚财的力量很大，天赋智慧也很高。这些特性是很值得赞美的。他们的人数随着新移民的流入和婴孩的诞生而不断增加”。 “这一切都指向未来的一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海峡土生华人肯定会加入政府部门服务。──但是，尽管他们受过教育，懂得英文，并得到旅行的便利，他们还是十足的中国佬，似乎无意成为欧化的华人。细心观察华人在这些远东地区的政治势力的发展，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这期间，一般白人对华人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但另一方面，旧有的偏见依然改变不了。双方的关系并未改善；砂劳越的发展还是很缓慢。华人对1857年石隆门事件及所蒙受的挫折，记忆犹新。 來自福州的黃乃裳和新移民 二十世纪掀开了砂劳越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世纪初年，华族移民的新浪潮，不断涌向拉让江(Rejang River) 区域，推动砂劳越的经济和教育向前发展。这些华族移民来自福州。他们是在具有远见的领袖黄乃裳率领下，来到这个新地域。 
黃乃裳
当时中国义和团起义刚过去，教会受到卑视和干扰。教徒的处境界常恶劣。黄乃裳深受美国总统杰裴逊(Thomas Jefferson)
的论著所影响。他越阅读和思考，就越沉迷于一种理想。他梦想着一个人人能在自由环境中生活与工作的人间乐土。于是，他离开家乡，以寻找一个能够让他实现理
想的地方。1900年，他抵达新加坡，并且会见了许多华人商贾，其中一位就是他的未来女婿林文庆博士。林文庆告诉他的未来岳父说，白人拉惹正在寻找华人劳工到砂劳越开发与垦殖。 貸款是以農作物的2/3數量償還布魯克 黄乃裳马上启程前往古晋，然后由古晋的华人甲必丹王长水介绍他给白人拉惹认识。接着黄乃裳与拉惹查尔斯‧布鲁克缔结了一份包括三十一项条款的协 约，把福州人送到砂劳越第三省的诗巫(Sibu) 周围地区去垦殖。拉惹也贷给黄乃裳两万元(一说三万元) 的款项，作为运载福州人到砂劳越的费用。这笔贷款规定在五年内偿还。他同意从垦殖民每年生产的农作物中，抽取三分之二的数量，以偿还贷款，一直到偿清为 止。
砂拉越 詩巫 新珠山為第一個墾殖區地點
接着，拉惹在诗巫地区进行勘察，最后决定以新珠山(Sungei Merah)
作为第一个垦殖区的地点。诗巫县长旋为垦殖民搭建了六座茅屋。有关这批新移民和他们的生活情况，请参阅林文聪所撰《砂劳越新福州垦殖区十年记》(The
First Decade of New Foochow Colony in Sarawak) 一文，刊于《砂劳越教师》(Sarawak
Teacher) 卷二，第一辑，1966年。 对懇殖民来说，新福州的生活并不好过 第一批垦殖民都是男性。黄乃裳是个读书人，对农耕的认识有限。许多垦殖民并非农民出身，他们只关注目标，而低估了为达到目标所须经历的困苦日子。为了鼓励 福州人到砂劳越开垦而草拟的计划书，写明垦殖民抵步后的九个月内，必须依靠自耕自食，养活自己。结果是这种自耕自食的日子，竟然延续了三年。 当他们抵步时，每人分得一个小茶壶、一把锄头、一张草席。茶壶是给人泡茶解渴的东西，锄头是干活不可或缺的工具，草席则简直是一件奢侈品。他们居住的地 方，固然树木已被清除，但是原始森林却像高墙一般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的大敌是吃掉他们所种番薯的老鼠、飞鸟和野猪，以及啃掉他们所栽胡椒藤叶的野鹿。一 旦洪水到来，便淹没一切。连续五年，谁也不敢肯定这个垦殖地是否能挨下去。打从栽种作物那天起到收成之日，每晚都必须有人留在耕地上吹号角，敲打铁桶，或 是高声呼喊，以便把野猪吓走，避免作物被糟蹋。野猪往往在夜间成群而至。它们只稍几分钟的时间，便把垦殖民多日劳动的成果一一摧毁。 1906年的人口調查 1906年的人口调查，发觉在将近一千名南来的福州人当中，只剩下五百名，其余五百名不是死于新旧疾病，就是惨遭溺毙或是迷失于莽林中，有些则患了思乡病。只有两名发疯。 大多数福州籍垦殖民为基督教徒。他们抵达诗巫后，政府的鸦片和赌博税收便告减少。 政府“關注”鴉片和賭博稅的減少 在《砂劳越宪报》中，不知有多少次提到税收减少和政府对此表示关注的事。从以上所说的一切，读者可以猜想到这些恳殖民是没有钱可以交给黄乃裳偿还白人拉惹的。 黃乃裳被令離砂 由富雅各牧師接替 再说，这期间黄氏与拉惹之间亦发生一项严重的误会。1906年，拉惹下令黄氏离开砂劳越，然后委派一位名叫富雅各(Rev. James Hoover) 的卫理公会牧师，取代黄乃裳的位置。 砂劳越政府与福州人所订立的协约，是要后者栽种稻米和蔬菜。自从他们来到后，由于种稻种菜均告失败，他们转而在木材业、商业和树胶胡椒交易方面 求发展，并显得更为活跃。许多人即以这一点，指出华人移入后如何接管砂劳越的经济，而且说他们来时是为了一件事，做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这无形中说明当局对 华人的旧有猜疑和不信赖的心理为何依然存在。华人真心诚意地尽量做到符合协约的规定。然而，为了生存起见，他们不得不采取某些孤注一掷的举措。富雅各在 1919年6月2日出版的《砂劳越宪报》中，概述华人从稻米种植转到其他行业的原因：  富雅各（上圖）的報告 “一、第一年，他们在新珠山的塞端(Seduan) 地方种稻。但是，他们采用的是中国的稻种，只适合在较寒冷的气候播种，故成熟得太早。当稻子长到四英尺高时，便开始抽穗。稻穗却不会成熟，不值得收割。 二、第二年，他们尝试播种两次。第一次由于种得过早，宣门告失败。第二次则因为鸟类为害，收成很少。 三、第三年，他们尝试采用达雅克人的刀耕火种法，结果一败涂地。 四、第四年，他们感到很气馁，而且害起思乡病来。结果他们不肯下田干活，一年到头完全依赖垦场主过活。不久，垦场主也宣告破产。 五、第五年，他们非有稻米收成不可，否则就得挨饿。这一次，他们的收成可真不错。他们也从这个时候起，栽种胡椒：在短期内，大多数垦殖民都种起 胡椒来，而且尽个人的能力所及，种得越多越好。在往后的两三年中，稻米的收成甚佳，但是米谷去壳，费用奇昂。后来，他们取得一架新式的米谷脱壳机。这给他 们带来了新希望。岂料这之后，稻米一再歉收。” 膠樹被引進砂拉越 当胶树被引进砂劳越时，拉惹对稻米种植的情况极表关注。他发出警告说，如果垦殖民多种胶树，少种稻米，将会使当地人口越来越依赖入口的白米。这一来，砂劳越的前景恐怕会变得很暗淡。 1915年 政府擔心華人侵犯達雅人權益 到了1915年，政府对华人的猜疑宣告缓和下来。虽然过去的不幸事件仍遗留在白人的记忆里，但是，华人对砂劳越发展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在1915年1月2日出版的《砂劳越宪报》上，我们注意到以下这一段文字。 “华人的数目一直在增加：政府必须小心确保华人不致于过分侵犯达雅克人的权益，以免招致后者的妒忌。其实，两族之间互相妒忌的机会多的是”。 政府發現華人與土著確有差異 最后在1926年，政府发表一份有关土地问题的报告书。在报告书的第一页，我们发现下列一段话： “华人与土著之间的确有显著的差异。他们的耕作很高明，即使是贫瘠的土地也能善加利用。他们的人数跟伊班人一样多，但是根据现行法律，他们只许 拥有归为混合地带的土地。这对他们的需求是很不够的。他们甚至不准利用其他土地。他们也受到种种限制，不能购买土著的土地。长久以来，政府的政策规定土著 不能随意把土地让给外国人或本地人，避免他们陷入贫穷的困境”。 要從宏觀的角度去看華人和各種族群體的關系 假使我们回顾砂劳越华人的遭遇历史，可能会在华人和各种族群体的关系中，看出一些令人不安又令人鼓舞的迹象。如果我们从较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迹象，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在早年时期，砂劳越华人是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作为少数民族者往往会申诉本身遭迫害。他们认为种族间的冲突是单方面挑起的。华人有几度给予还 击。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冲突是双方面的事。当不同类别的人寻求彼此不相容的价值观时，冲突就会发生或被挑起。到头来双方都不会取胜，其中一方必须放弃要 求。往后的斗争就要看哪一个群体愿意作出牺牲了。当然，就砂劳越的拉惹而言，他最后是取得胜利了，因为政府以及马来人和达雅克人都站在他的一边。 砂拉越所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人口結構的改變 砂劳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口结构的改变。一种社会体系必须取得特定人口的平衡。华人之移居砂劳越，破坏了内部的人口模式。这是一种少数民族大量涌入的结果。比方说， 1871年的《砂劳越宪报》所载的砂劳越人口，计有马来人1万4491名，达雅克人2万零903名，华人3476名，印度人333名。 到了1939年，华人数目为12万3626名； 1947年为14万5158名； 1960年则增加到22万9154名。 换句话说，华人在砂劳越的总人口中，从微不足道的比数，增加到1960年的30％。 砂劳越的人口结构，由于各族增长率的差异而发生变化。砂劳越华人每年有3.7的增长率，是东南亚地区当中最高的增长率之一。他们在砂劳越的人数如此众多，致使政府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根据人口预测，到1980年时，砂劳越的华族人口将接近总人口的一半。 種族沖突和新移民 初期的种族冲突，并非人口模式变化的直接后果。不过，在《砂劳越宪报》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证据，说明种族冲突是新移民到来之后才发生的。 一种更重要的冲突根源，关系到土地的利用。1874年上海的暴动，就是土地的买卖所引起的。上海的公共租界是外国根据同中国订立的条约而建立 的。但是租界隔邻的土地，却卖给以最高价标得者。欧美人士购地的数量一增加，他们同中国人的关系便告紧张。最后，当法国人尝试开辟一条公路穿过一座华人墓 场时，暴力事件便发生了。非洲四个发生最多骚乱的地区，都是拥有最大的欧洲人拓殖地。这四个地区是阿尔及利亚、中非联邦、肯雅和南非联邦。相比之下，尼日 利亚却很少发生种族紧张或暴力事件。原来在尼日利亚，欧洲人和其他外国人仅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 砂拉越早年的歷史記載 都是出自英荷人的手筆 砂劳越的早年历史记载、报告书、政府通令等等，都是出自荷兰人或英国人之手笔。他们分别把本身描绘为人格高尚和自我牺牲的一群，只有在自卫时才 被迫动武。他们不承认本身因贪得无厌而攻打他人。他们自称为自由和上帝的崇高理想而战。上帝的公正和智慧是他们行动的指针。他们把华人看成市场的竞争者， 故自认有理由使到华人不敢干出越轨的行径。然而，他们始终不敢承认这是他们对付华人的动机，而是声称把一种富有教养的生活方式带给异教徒和野蛮人。 由于华人有过作为强国国民的历史经验，他们一直把自己看成优越的民族。这一来，冲突就无法避免了。当我们阅读各种报告书时，必须提醒自己，不论是1857年石隆门华工起事报告或其他报告书，几乎都是出自抱着某种观点的人的手笔。 总结 砂劳越的人口是异质性的。他们是依照阶层、宗教和种族来划分彼此。在本文中，我们所关心的是，华族社群的命运以及他们在砂劳越被接纳的程度。首 先华人与英国人的关系己演变成共存性质。当两种民族在砂劳越一起生活和工作时，彼此之间总有某种变化的历程出现。笔者打算在这里简要地叙述个人认为是砂劳 越历史上所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历程。对于这些历程，我们可以在本文前几节中看出一斑。 如果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够有效地沟通，便能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也许有人会指我们在夸夸其谈。白人拉惹与华人之间一开始就难有沟通的可能。 互相沟通的渠道的缺乏，往往引起双方的误会。当一个人不通晓华文华语时，很容易对华人的一言一词抱着猜疑的态度。由于语言上的隔阂，白人拉惹只得依赖他人 同华人打交道。结果华人本身无法经由沟通渠道，同他们的统治者直接交往。这一点在了解当代砂劳越华人社会的演变是很重要的。种族研究的一个极明确、极基本 的原理是，少数民族群体对支配群体的生活方式，能够应适到何种程度，完全取决于他们对统治者的沟通渠道能够达到什么地步而定【45】。因此，倘若有谁发觉 华人在许多情况下，仍然生活在隔离的社区里，应该不会感到惊异。塑造新砂劳越人的希望，已经变成一种美梦。然而，白人拉惹的政策在执行之前，基本上已经使 得美梦破灭了。 由于双方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结果行动很难取得一致。今天，在砂劳越第三省的多数华人社区里，人们只能以本身所操的方言进行交谈。有些华人懂得 一点马来语和伊班浯，然而由于他们只有一个沟通渠道，他们对生活只能有一种看法。也因此，他们成为种族中心主义者。其实砂劳越几乎每一个种族群体皆莫不如 此。种族中心主义者有一种倾向，就是利用本族群体的价值观，作为评断他人的绝对准绳。凡是种族中心主义者往往会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产生误解。我们可以看出 白人拉惹本身即坠入这种陷阱。他所采取的各族互相隔离政策，只有加深种族中心主义意识而已。因此，砂劳越一直到加入马来西亚而独立时，才第一次开始寻求共 同的沟通渠道。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有效的沟通是社群距离(social distance) 的一种反逆功能(inverse function)。华人社区与各族社区之间的群体距离很大，因此谈不上什么沟通。当然，个别的华人和马来人或伊班人之间，可能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是，每 个种族社区都分开自我发展。难怪当砂劳越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州而独立时，它不仅是一个分成几个种族社区的州，同时也背负着一个历史包袱，里头包含各种族误解 和疏离的根源。由于缺乏共同的沟通渠道，一致行动的模式几乎不可能形成。在砂劳越的现代史上，各族之间从来就没有过一致行动的显著模式。华族和其他种族之 间因为很少在个人方面互相交流，所以群体距离始终很大。而当人们的文化背景互异时，群体距离便显得更大了。由于华人未受同化，他们很少采用欧洲人的价值 观，也不想跟欧洲人认同。在布鲁克家族统治砂劳越的一百多年间，种族整合始终未曾达成。鉴于拉惹政府强调种族群体间的差异，各种族从未产生任何意义深长的 同类意识。 砂劳越各种族亟需明白的一点是，作为人类，他们之间基本上是一样的。出于有效的沟通受到阻碍，他们便无法了解这一事实。一旦有关障壁消除，他们 就会认识到彼此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一般生物学家都同意人类之间的差别是很表面的。除了偶而出现一些畸形的人以外，所有的人与生俱来便拥有同一数目的手脚 和器官，同时他们所发生的各种生物化学过程，大体上也是一样的。在砂劳越的所有种族皆可通婚。不论世界什么地方的人，对于挫折、危险和成就的本能反应，都 没有两样。我们一般所知的人类群体，皆拥有本身的语言：他们也能够以合理的方法，作逻辑性的推理和解决问题。由此看来，人类之间的基本差异，乃在于文化， 而隔离的障壁则阻挠人们深一层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 处于冲突中的人通常明白他们在动物学上的相似点，而且对敌人的智能表示敬重，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深信本身同敌人有基本上的差异。有关人类本性的 理论可不少，其中最有道理的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理论，强调思想感情的重要性【46】。世界各地的人类都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感情。无论他们具有何种文化传统，他 们的思想感情似乎都是一样的，由此看来，人类不仅是理性的生灵，同时也被思想感情维系在一起。相似的思想感情的检测，对于缩小群体距离是大有帮助的。 砂劳越正好处在类似的环境中。其所面对的最紧迫挑战，莫过于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如何检测相似的思想感情。整个砂劳越州及其人民的前途，即系于对相似的思想感情的确认和肯定。 顾莱(Cooley) 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是有关这方面的最重要论著之一。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思想感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识顾莱的一些重要概念，以便阐明本文研究中的课题。当顾莱谈 到人类的思想感情时，他所指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爱情、憎恨、妒忌、英雄崇拜、愤怒和尊敬等。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以能够互相了解，是因为他们怀着共同的思想感情。在砂劳越，这种思想感情的检测结果，可能使种族中心主义消逝无踪。 当其他的人被公认为像你一样的时候，你便会觉得在道义上有责任善待那些人，而且很难以残暴或侮辱的手段对待他们。一个人是否会在虐待他人之后感到内疚，完全要看该人与受虐待者的认同程度而定。 十六世纪荷属东印度的一名欧籍移殖民对待土人的手段，作了下列辩解： “在欧洲，一个人不是可以任意对待其所饲养的牛只吗？既然这样，这里的主人未始不可将其雇工及彼等所拥有的一切，当作主人的财产，有如荷兰的牲畜一样”【47】 显而易见，该欧籍移殖民与土人之间，毫无认同可言。凡是有这种态度存在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隔绝的。 反之，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了认同，就很难互相恶待。有一天当人们的接近，足以形成紧密联系时，种族的界线便注定要消失。白人拉惹当政时，一直小心 翼翼地避免同华人建立紧密联系。时至今日，在非华人个中，这种不愿意与他族认同的传统依然持续着。─方面，华人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非华人也有他 们的思想感情。双方非但不能互相认同，而且还抱着互相猜疑和互不信赖的态度。如果砂劳越准备继续保持一个由许多种族组成的社会，种族之间的紧张将会增加， 除非等到认同成为一种定规的时候，才有可能减少。 目前砂劳越所不幸遗留下来的弊病之一，是许多华人、伊班人和马来人对本身各有一套看法。我们经常会听到伊班人以贬损的言词形容华人；华人也以同 样的言词回敬。传统上，伊班人被视为需要保护的民族。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现代社会照顾自己。也许真正的意思是，他们的举止不能成为合乎体统的英国人。这一 来便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政府必须保护他们，以免遭受剥削。这种观念后来逐渐改变了：因为伊班人受了教育，并掌握各种生活技能，可以在现代化城市中生存下 去。然而在客观上，却有一种基本要求，即帮助各族对本族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历史产生自豪感。圣雄甘地当年在印度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协助印度人恢复他们的自 尊。笔者认为对砂劳越的土著和马来人来说，这也是迫切需要达成的。 华人方面，当局也应当帮助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欣赏砂劳越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假如以上所指的一些有关华人与他族关系的重大问题能够获得改善，詹姆士‧布鲁克当年的理想，就有可能实现的一天。   (译自《砂劳越博物院院刊》"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第19卷，第38-39期，1971年。) 附注 31。St. John, S.，Life in the Forests of the Far East, London，1863, vol. 2, p. 332。 32。注31同引书，页107。 33。Earl, G. W.，The Eastern Seas，London, 1837。 34。注8同引书，页425。 35。Harrison, T. (ed. )，The Peoples of Sarawak，Kuching: Sarawak Museum, 1959, p. 115。 36。同上书，页116。 37。注13同引书，页49。 38。同上书，页49。 39。同上书，页50。 40。同上书，页50。 41。注35同引书，页116。 42。同上书，页116。 43。注13同引书，页50。 44。同上书，页125。 45。参阅下列著作： Jacques, J. Maquet，The Premise of Inequality in Ruand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Haring, C. H.，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46。参阅下列著作： Cooley, C. H.，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New York: Scribner's, 1922。 Homans, G. C. H.，The Group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0。 Hsu, L. K.，CIan, Caste and Club，New York: Van Nostrand Co., 1963。 47。Panikkar, K. M. ANWD, p.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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