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

*聂明

「传统」观念认为，历史（文学史）是「过去的事件」，任何人进入历史（文学史）
的巨册中，他的地位已被肯定下来不可动摇，他的成就便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一
般人常常通过历史中「盖棺论定」的视角来「凭吊」或「瞻仰」一番，而拒绝再思考，或
缺乏丰厚的学识对已「稳定」的价值判断提出质疑。

当史家以他（们）本身的观物方式和整理材料的方法将某些作家归档定位，事实
上，他们是不可能公正客观的，何况任何历史（文学史）都必须透过後设的语言的中介
才能显现自身的意义，因此，历史（文学史）充其量只是「文本的历史」，後人阅读时
便以自己的文本与历史中的文本展开一场对话、辩诘。历史恒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中被不同时代。不同品味的读者、不同诠释团体阅读着，它就有被「解构」的可能。

对於已进入文学史的中国三十年代诗人艾青，亦应作如是观。我想这是一个现代
文学家对待作品应持的观念。我实在不愿拘泥於已定的论述中附和「满坑满谷」追思
悼念的赞颂虚应文章。作为一个忠於艺术秉持文学良心的创作者，任何「应酬文章」都
是不可取的。也许我的观点并不正确，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在一个民主的文学社
群中，不同的声音是大家应享的权利。


艾青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报章文艺副刊（包括东西马）上，充斥着一片惋惜颂扬
的声音，哀叹犹不足继之以涕泪滂沱；甚至有人以「诗宗」这么「严重」的字眼来形容
艾青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地位（当然我们无需理会这样的「标榜」是否经过作者
严格的考察和评估）。事实上，我个人觉得，这种轻率武断的态度，正是许多马华老一
辈作家（包括砂华作家）授人以诟病的原由之一。

对於一位以良心从事文学创作，以良知作为抗争不义的中国作家，他的身陷囹
圄、备受凌辱，不能见容於彼时彼地的政治环境，艾青的仁风义骨当然值得身为文人
的同侪褒扬嘉许；我并无意贬损这位文坛早期诗人的地位，也从不怀疑他投身国家扶
危救亡或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直动机，我只是希望我们的作家在从政治、社会、历
史的角度肯定艾青崇高地位的同时，偶尔回过头来以「艺术的归艺术」这样的观点来
论析艾青的诗艺成就。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姆〉，其中一段是这样的：「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
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
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姑不论这首诗的主题、结构等艺术要求，单从这样
生硬、累赘、散漫的文字来看，即显得十分笨拙；九十年代的今天，试想有那一位作家
愿意「使用」这样的句法？

再看另两首诗例：
「打开你们的窗子吧/打开你们的板门吧/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进到你们的小屋里
/我带着金黄的花束/我带着林间的香气/我带着亮光的温暖/我带着满身的露水/
快起来，快起来/快从枕头里抬起头来/睁开你的被睫毛盖着的眼/让你的眼看着我
的到来」－－〈太阳的话〉
「告诉你/我也是先人的后裔一/由于你们的/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我能如此深
深地/知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月的艰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读来味同嚼蜡。不容讳言的是，以上几首都是脍灸人口且常被人引用的诗。

我始终觉得，一个现代作家在引述艾青的诗作而给予「历史意义」方面的肯定时，
也有必有「指陈」诗质（艺术价值）中的薄弱现象，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青年才能看
清、判别文学的优劣，作为追求艺术上的借镜，并学习作为艺术上的高度要求。名作家
为文下笔时尤其应当如此。

当然，话说回来，艾青创作这些诗时值三十年代，正是中文处在一个文言既无法
摆脱，西而又不化，白话文青黄不接的尴尬时代中，艾青驾驾驭文字的能力受整个大
环境的影响而显得拙劣，自无可厚非。

我疑惑的是，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中学教科书中所收录的作品，常混淆了「历史
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分野。我们通常看到的评语便是：艾青的诗朴素单纯，自然明
快，善於把生活的形象，浓郁的诗情和深刻的哲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气势豪放，精美
瑰丽，不乏浪漫主义

色彩等等。至於艾青作品中的缺失总被有意无意地掩饰起来。我相信我们的中学生一
般上并没有能力分辨这些评语的真伪，更遑论质疑它的权威性。

从艾青使我想到砂华五、六十年代作家，对于他们我仍然坚持上述原则：老的作
家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开创文学风气，推动文学有功的前辈，但在艺
术成就上我们仍须以艺术的种种要求作为标准，而且是唯一的。

「让艺术的归艺术」。龙应台多年前讲过的一句话，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