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砂拉越华人的身份认同：历史认同、文化与经济因素的互动作用”主讲人砂拉越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及婆罗洲华人讲座主任周丹尼博士，与演讲场次主持人陈锡监在文化研讨会上进行主题解说。
引 言:华人，是个具有影响力的砂拉越第二大族群，但他们对“身份认同”的诠释，却在砂拉越布洛克王朝、日据时代、英殖民统治及参组大马等不同时期中的政治、 经济、教育局势，受到至深影响。 “我是中国人”、“我是砂拉越华人”、“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从历史文化走来，这3种意识形态一直在砂华人心中拉锯着。
砂华人如何表 露、调适，甚至诠释个人的身份认知？ “我是谁？你是谁？”已经成为理解这块土地及人民，一个抽象又关键的课题。而美国第一位华人州长（现任美工商部长）骆家辉，曾说过的一句话：“我很自豪我 是华人，但我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也许为砂拉越华人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另一个启发性的思维。
周丹尼：3个重要时期
影响砂华人身份认同
砂拉越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及婆罗洲华人讲座主任周丹尼博士表示，“砂拉越的华人身份具有多层面的文化意义。表面来看，华人与中国人是一样的，却不全然如此。因为砂华人在历史中不断适应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而这些因素改变了他们的身份认知及认同。”
砂华人的身份认同，在历史、文化及经济上具有不同的审视角度。因为文化影响教育和经济区块所涉及的生活及机会，其共同的中国文化背景，又成为不同的催化剂。所以，要真正了解这群来自中国并落地生根在砂拉越的华人，或许要从历史及生活来探讨。
从历史及生活探讨
周丹尼说，“影响砂拉越华人身份认同的三个重要时期，就是布洛克、殖民和大马联邦时期，每个时期都从不同角度影响华人的思想及价值观。后殖民时期几乎可看出日后华人的意识发展雏形。”
华人的身份虽然与中国有历史上的延续，却不能明确表明两者的关系，因为马来西亚并不接受共产党政治体系，这样的演变从布洛克王朝就开始了。他的政策并没有特别关照华人，所以华人必须设立跟中国有关系的学校，以建立起个人的身份鉴别体系。
中国华人从1842年起开始前往南洋谋生，直至南京条约签订，开放香港为五口通商，有更多中国人前来南洋谋生。拉者布洛克为吸引华人农民入垦拉让江流域， 除了在各个流域制止了武力冲突或猎头行为，也颁布拉让江殖民地文告，提供免费土地、临时住屋、一年免费粮食、交通运输、警方治安维持等。
尽管华裔农民到来垦荒，并投入农耕、经商，并在当地养儿育女，拉者也从不拒绝这些华裔农民的登陆与垦荒，但他也从不将出生在砂拉越土地上的人视作原住民。 而在华人自我意识中，也认为本身必须承担所谓身为华人的民族责任。于是，除了求生存，他们也积极兴学办校，以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下一代。
蝗军严密监控华人
日据时代，是砂华人的黑暗时期，所有具有亲华意识的活动都被压制，华校近乎停顿。为了阻断华裔从经济或其他方面支援中国，日军严密监控华人。然而，越是受到打压与逼迫，华人民族个性越是彰显。为保护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意识高涨，华人比以往更紧密地团结。
战后，砂拉越进入英殖民时期。英国政治并不反对双重国籍，并试图要让华人融入这个地方，他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多元化的砂拉越社会，于是英政府一方面“关 注”华校，一方面又成立教会学校。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英校，还具有就业优势，所有毕业于英校的砂拉越华人，都能轻易进入政府或文化部门工作，这使得不少 华裔子弟倾向就读英校，也使得当时的华社产生分歧。
当时的华社对中国仍抱有情意结，华校也以传承中国文化为主。这从华人事务代秘书兼古 晋中华学校教师会JR Qutram，于1949年的谈话，可窥知一二：“华校并未教导‘砂拉越历史’，也很少着墨中国以外的历史。当那些学生无法将砂拉越当作祖国或家乡，其对 于祖国的忠诚度也大打折扣。”
华校成为身份象征
他们坚持兴办的学校必须以华语作为媒介语，“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母语。”是 整个华社、华校的共识。尽管英政府从未中断施予华校压力，而民间仍旧倾尽全力支持华校生存，并清楚认定“华校，华人身份的象征”。可以说，有能力的华人企 业，都会倾注心力维持华校生存，直到现在，砂拉越掌握经济命脉的华商企业主，多半都有入主华校董事会，以人力财力支持华校生存。
1955年以后，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5年于万隆会议发表的谈话效果，“希望华侨在外落地生根，争取当地公民权，参与当地政治活动”，逐渐发酵，砂华人开始从客居身份跳脱。 1959年，人联党成立，华人开始倾向依靠政党，来争取属于华裔的权力。
英殖民亲华意识淡
到了后殖民时期，英政府采用英文教育向华文教育分庭抗议的教育政策，开始奏效。华社虽仍以中华文化为尊，却也同时出现一批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的英校华裔子 弟。亲华意识渐有淡化，砂华人开始融合当地原住民，过着耕种生活，与当地土著进行商业交易，像是乡区如鲁勃阿都华人除了学习当地原住民语言，也会与伊班通 婚。
尔后，英殖民政府为应付农民及经济活动对土地的需求，开始往拉让江流域开发土地。先后于第一省、第三省开辟超过两万英亩的土地予农民，可是农耕土地不足的问题，到今天还存在。
1963年，砂拉越参组大马后，砂州华人又开始适应新的身份－“马来西亚华人”。
从砂华人到大马华人
1963年之后，砂拉越华人陷入另一种政治氛围，他们有了新的身份－马来西亚华人。
从 有纪录的文本资料中，周丹尼发现砂拉越华人的特性：他们接受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可是更受他们认同的身份，可能是砂拉越华人。因为在表明自己是“马来西亚 华人”的身份时，他们总要特别强调自己是砂拉越人，或者来自砂拉越。不像西马华人完全认同“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所以，常会听到人说，“我是砂拉越华 人”很少听到西马人说，“我是吉隆坡华人”。
早期以籍贯来区别
早期华人来砂州垦荒，都会以籍贯来互相区别。不同垦场由不同籍 贯拓垦，相同籍贯者则会在垦场建立社交圈。二战后，办学兴校风气普遍，华人子弟普遍接受教育，而教育也使得不同籍贯者得以交流。 1963年以后，教育不再只有华文或英文，还多了马来西亚文，不论华校或者英校都有了马来文的科目。
90年代始，中国向外开放，原本受到阻碍砂、中关系，开始逐步恢复。砂华社兴起“寻根”，藉由旅游与寻亲团，重返中国，以图找回逝去的时光，及探寻中国文 化价值观。对他们而言，“早期虽然离开中国，我们还是华人，要回去寻根。”而砂华人也很欢迎中国旅游团或者中国投资者。为使砂、中两地交往无碍，中国也在 古晋投置了驻马领事馆。
砂经历次波移民潮
倘若中国华人下南洋是第一波的华裔移民潮，无疑，砂拉越现在正经历第二波的移民潮。 砂拉越早期一直与新加坡、台湾保持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砂拉越华人不论在教育或经商，都与新加坡来往密切，后来，因为汇币升值，台湾成为砂 拉越华人升学与经商的另一主要管道。但在八十年代木材业迅速带动砂州经济，华裔子弟开始偏向往西方新兴国家如澳洲、纽西兰求学，或取得当地居留证，长留当 地。
现在，砂拉越老一辈华人常挂在嘴边的是，“我的儿子╱女儿╱孙儿在澳洲某处定居。”这些华人常在砂拉越或澳洲、纽西兰、英国等国家来回居住，甚至把砂拉越当作是第二个家。
周丹尼表示，“华人在砂拉越的多重身份，是受到政治演变、中国政治意识的演变思想所影响。从布洛克到英殖民地再到大马联邦时期，跨越好几个时期，他们的身份意识一直在重新定义，其身份认同也随着时事在改变。”
从中国移居到砂拉越的华人，在意识形态上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等到在砂州出生的第二代，渐渐体认自己是砂拉越华人时，又因政治、经济的变迁，而重新接受 “马来西亚华人”，而在“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还未建立完整时，这群华人，又进入了第二波的移民潮，成为西方新兴国家的新兴移民。这批总随着时事世代 演变的华人，其身份认同，在这样的移民潮下，又将经历或产生怎样的变迁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