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少數民族

• 許文榮

身為一名文學研究者，我的閱讀方式或許和一般純粹消遣的閱讀有所不同。當對某項書寫或某位作家提起興致時，我會盡可能把所有相關的作品都找來，一本一本的、或一篇一篇的細啃，唯恐不能一口氣把這些作品咽下去。

當讀出了感覺，我便開始著手論述這些作品。要是還無法有何感悟，便又再重新的閱讀，如此往復的 玩味再三，直到內心有所感發，有信心下筆為止。如果不是為了研究，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耐心，對著某篇作品死咬不放，一定要讀出個所以然。這樣的閱讀 經驗不算非常愉悅，但唯一的好處是能夠對相關作品摸得很熟透，有時會在頭腦里盤旋一段時期，揮之不去，宛如一名入戲的演員，曲終人散後思緒仍然一直沉溺在 劇情中。

去年一整年我讀的馬華文本不算少數，但讀得比較愉快的是一系列有關書寫少數民族的作品。為何突然盯上少數民族，說來話長，或許歸為一個緣字吧，使到過去的閱讀積累，不管是那些理論文章或文學文本，頓時化成了一只看不見的飛毛腿，把我踹到少數民族的異度空間。

我以為，華文文學的書寫不盡然只局限在自我民族的敘述中，投入於對其他族群的敘說，尤其是那些 被邊緣化的少數民族，將能擴大馬華文文學的視野與境界，表現馬華書寫者的寬大胸懷與人文精神。實際上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不少很棒的寫手在經營這樣的主題。李 永平的成名作〈拉子婦〉；梁放筆調很富感情的〈溫達〉與〈龍吐珠〉；潘雨桐系列東馬小說中的許多精彩篇章如〈野店〉、〈熱帶雨林〉、〈雪嘉瑪渡河〉等；張 貴興那文字濃密得化不開的《猴杯》；沈慶旺集研究與考察伊班文化心得所匯成的《哭泣的圖騰》等，都是非常珍貴的文本。

這些作品大部分當年在修博時已經讀過，但沒有引起我太多的注視，讀得有點囫圇吞棗，畢竟當時我 的研究焦點不在這邊上。去年再細細地重讀，未知何故，心里頭總有不吐不快的感覺。今年初，恰好多招了一位研究生，因此便鼓勵她往這方向研究。此外，也完成 了一篇萬多字的論文，打算今年八月中旬在福州發表，這或許是馬華文學第一篇論述少數民族書寫的學術論文。

這里所指的少數民族，除了在人口比率上屬於少數（一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下）外，更重要的標志是他們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處於較弱勢的群體。我初步把馬華文學的少數民族書寫歸納成三種文體範式︰即“融入型”、“寓言型”及“展示型”。

具有“融入型”文本傾向的馬華作家最喜歡探勘華人與少數民族的關系，他們融入於華族、異族關系 的場域中，去再現少數民族與華人的微妙關系。華人與少數民族如何從誤解與沖突中，因著華人對少數民族理解的增加，或者掌握了他們的民族性格與文化特性，或 者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優點，或者體會了他們的難處與掙扎，而對他們產生同情與憐憫，最後重新與他們建立融洽與深厚的情誼，或者以全新的視角去解讀他們。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提出現代人應從工具理性的窠臼中跳脫出來，以交往理性為替代，以促進人與人 之間在公共空間的平等互動與達致正確理解的可能。馬來俗語“Tak Kenal Maka Tak Cinta”說得太好了，提醒我們相愛須從相識中被觸動與萌生，然則如何才能相識呢？當然非從交往開始不可，即使在初步的交往中產生諸多磨擦或誤解，但往 往總是“不打不相識”啊。梁放的〈溫達〉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交往理性的果效，似乎可成為它的感性注釋。

〈溫達〉是寫一位華人工程師（敘述者／“我”）與一位伊班族廚師的微妙關系。華人工程師一方面 居於本身職位的優勢，一方對於本身文化的優越感，對測量工作隊里的伊班廚師溫達難以接受與不勝反感。溫達經常偷偷地使用他的剃刀、肥皂、梳子、牙刷等，對 居住在長屋的原住民來說，他們的日常用品大都凡物公用吧，故溫達不以為怪，再加上對某些新物品的好奇，使他一犯再犯，導致“我”對他的誤解日益加深。另 外，溫達在燒菜時不洗手，不注重自己的衛生，使留過洋的現代青年“我”很不能忍受，但又畏於溫達“剽悍的眼神”，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後來，在某一個夜晚“我”在工地帳篷閱讀時，溫達手持刀子一步一步向“我”趨近，“我”以為溫 達是要來傷害他。然而，最後真相大白。原來有一只毒蛇正伺機待發要攻擊“我”，被溫達機警地發現而非常麻利的耍動手中的巴冷刀，就把那尾毒蛇劈成好幾截， “我”在虛驚之余對溫達的救命之恩非常感動，“熱的淚似缺了口的堤，涌流不住；流淚，除了感激，還因為羞愧”。

在那一剎那，“我”對溫達的所有誤解煙消雲散，開始以平等與欣賞的心態，去理解與接受溫達在性格及文化上與本身的差異之處。由於“我”的改變，使他與溫達的關系變得非常的友好，他們互相拜訪，有說有笑，不只在當時成為很好的工作伙伴，也發展成為日後的生活良友。

拉康的“主體間性”說到他者經常是建構自我的一面鏡子，這正也是此篇所投射出來的觀點。被自身 文化優越感所捆鎖的主體，在經過異族他者文化鏡子的反照下，變成了胸懷更遼闊的自我，穿越了自身文化的窠臼，朝向更成熟的主體性，小說主人公性格發展正是 如此。此外，小說以倒敘的方式，寫“我”與溫達“闊別十年”後又重遇，“我們不著邊際，暢懷地敘舊，沉湎在過去的時光里”，由此把他們的故事敘說重頭，在 敘述手法上是成功的，這顯示了他們“在消彌誤解後”所生長出來的友誼是鞏固的，沒有因為歲月的因素而褪色，敘述手段自身證實了華人與少數民族建立密切關系 的可能。

另一種“融入型”的書寫方式，是從“文化持有者的視角”去寫作。延續馬林諾夫斯基的立場，進一 步發展了“地方性知識”社會學方法的克里福德．吉爾茲認為，從“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觀察，可以避免以主觀的認知偏見去描述他者，或以宏大的理論敘述不切實 際的去虛擬被敘述者，無法把他們的真實情狀揭示出來，無助於理解具體的研究對象。無論如何，要以文化持有者的立場去描述敘說的對象並不容易，至少須設身處 地沉浸在他者的文化歷史語境中一段時期。這種功夫需要書寫者／研究者對該文化的參與與融入，並能夠時時的從他們的視角解讀與反思。

沈慶旺的詩集《哭鄉的圖騰》，可說是馬華文學互ほ一完全書寫少數民族的詩集，詩集大都從伊班人 的內部視角去觀察與反思他們的社會與文化，文本多從傳統與現代的張力敘說伊班人在現代化下的困窘。伊班族原住民的文化是婆羅洲特殊的現象。在未受現代化沖 擊之前，他們世世代代在這塊土地上過著非常淳樸與自然的生活。他們或者生活在偏遠的內陸山區，或者生活在靠海或河岸的地方，除了種植旱稻、捕魚及制作手工 藝品之外，也靠大自然森林的各種賜予維生，世代繁衍。無論如何，自從英殖民者登陸之後，特別是殖民者對森林資源的掠奪，他們無法阻擋文明的侵入，也無法避 開現代化的沖擊，使他們的生活與文化脫離了原有的軌跡，被強硬地納入現代化的框架中，許多族人對此適應不良，有些仍然堅守傳統的規範，有些則妾居於城鄉但 心靈未得安頓，經常緬懷失去的山林。

在現代化之下，原始的文化形態與生活方式經常被標簽為落後，然而，詩人卻高喊︰“原始不是落後 ／而是更接近本質”，這句話成為他詩集所要張揚的理念，顯然是要為伊班族洗脫這種莫須有的標簽。特別是在全球化鋪天蓋地收編下，越來越多民族重新去尋找自 身的本質意義，所謂的“原始”可能是自身民族最珍貴的精神資源與財富。因此沈抓住了在伊班慶典“加威安都”（Gawai Antu）中宗教師的召喚，“搜尋他的古老在夜底／搜尋他的傳統在夜底／搜尋他的哀傷在夜底／搜尋他的存在／在夜底／搜尋／他的／本質／而夜／竟／是／ 他”，伊班族在努力地尋索自己的本質，尋找自身存在的意義，而在這現代化的欲望下，又使許多族人迷途忘返，這位孟南在長空星夜下顯得無比哀愁與寂寞。

在現代化的洪濤下，似乎沒有一個族群能夠幸免，即使是深居於偏遠的人們。“文明已混濁我們的血 ／民族的感覺已被同化／讓我們最後一次／忘情地享有／傳統幻滅的痛苦歡悅”；“一座屋／一座長長長長長長的屋／爆裂成煙花／散落散落／散落在現代的／星 空”。詩人把文明視為一種負面的力量，侵害了伊班族傳統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詩人特別從伊班族生活的核心場所，即所謂的“長屋”，在現代化的侵略下，也被 轟炸得“體無完膚”，特別是有不少長屋的居民，在家園失守之後，被迫投奔到鄉鎮生活。

在那些不熟悉的鄉鎮里，他們面對適應不良的窘境，有些女人別無選擇的要以原始的本錢去面對現代 生活。“文明的恥辱／教我們拋棄習俗的／無上裝／而在繁華世俗黝暗的／小閣樓里／廉售裸貞” ；“自尊傾傾斜斜／傾傾斜斜在衣錦還鄉的部落炫耀／而長長長長底長屋／竟沒有一片板地／容我站得穩／月光粼粼／沒有人知道／是鄉土遺棄我們／還是我們遺棄 了鄉土／就讓初生的靈魂／皈依為長屋的子嗣／無須追究姓氏”。詩人逐漸潛入伊班族的內心深處，特別是那些在鄉鎮出賣青春的伊班女性，他們回到長屋時將受盡 排擠，“竟沒有一片板地／容我站得穩”反映了這樣的焦慮。無論如何，敘述者在外“廉售裸貞”而結下的“孽種”，仍然期望著他們重新回到長屋，以便延續那種 悠游自在的純樸山居生活。這種心理就如在外流浪受盡折騰的孩子，嚮往著回到自己的家鄉，讓靈魂有個安定之所。詩人的敘述方式是潛入伊班族的內心深處，詩句 中多處使用“我們”的第一視角敘述，把自我與敘說的對象融為一體。當然沒有人能夠完全融入他者的靈魂深處，而詩人盡其所能把伊班族內在的喜怒愛憎與外在的 現代化壓迫與異化表現得淋灕盡致。

第二類文本範式，我把它稱為“寓言型”。這里所指的是詹姆遜意義的國族寓言，而非傳統互ゆ式的 寓言。詹姆遜認為第三世界的文學，總是蘊含著濃厚的國族寓言，無可避免地隱喻民族與國家政治。“寓言型”的模式往往通過少數民族的書寫來言說政治，不管是 國族政治、性別政治或地域政治等，而非只是單純的論述少數民族。潘雨桐的一系列東馬小說，譬如〈熱帶雨林〉與〈雪嘉瑪渡頭〉，分別通過敘說少數民族女主人 公身體被操控的遭遇，作為論述政治的表征，尤其是東、西馬微妙的政治關系。

〈雪嘉媽渡頭〉與〈熱帶雨林〉有著非常相似的寓言範型，即借著身體的書寫來轉喻國家政治。這兩 篇文本敘說的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東馬的少數民族。〈雪嘉瑪渡頭〉的娜芙珊是杜順族，〈熱帶雨林〉的女主人公伊莉是來自菲律賓的移民。與她們演對手戲的男主 人公，幾乎全部都是來自西馬的華人，他們多數是到東馬開發森林的商人或工友。

這些來自西馬的華人為了解決生理需要，喜歡以契約的方式租用東馬少數民族女子為妻。這些契約妻 子只是他們的泄欲工具，西馬華人盡其所能的操控她們的肉體，然後就把她們置之於不顧。多情的少數民族女子往往對這些西馬華人動之以真情，但最後只落得空自 遺恨。〈熱帶雨林〉的廚娘伊莉不堪被他的老雇主所操控，趁其不在時情挑老雇主的兒子，夜里摸入他的房間與他翻雲覆雨，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似乎是對被老 雇主操控行為的一種抵抗形式。

這兩篇文本的書寫策略，特別是對人物的地域背景安排，在在顯示了文本對東、西馬微妙政治的轉 喻。西馬男人宰制東馬少數民族婦女，帶有西馬政權宰制東馬政治的寓意，東馬少數民族婦女的身體則被換喻為東馬的資源與財富，往往在西馬權力的主導下被攫取 與享用。在這種不均衡的權力形式下，東馬人的不滿與異議聲音，表現在〈雪〉的娜芙珊不斷找尋她的“前夫”追討回她應得的欠款，〈熱〉的伊莉挑逗老雇主的兒 子，表現了內在抵抗的姿態。雖然東、西馬的政治比文學文本實際上能夠表征的要復雜得多，但“西馬宰制東馬的政治，西馬人攫取東馬的財富”這種刻板印象仍有 一定的現實基礎。

另外一類“展示型”的文本書寫，意在展示少數民族特殊的人物形象與文化情調，或呈現一種對異族文化的獵奇心態，以遠距離的觀賞去描繪，刻意避重就輕不去論述或解讀少數民族的真實面，只是想營造純粹藝術美感的文本策略。

張貴興的〈巴都〉 （《猴杯》節選本）並無意論述少數民族的本質問題，而是試圖通過對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民族特性多向度的展示，企圖打造出一篇與南美洲魔幻現實主義 相比照的“婆羅洲魔幻現實”作品。文本通過繁復、濃密、細膩而又異彩紛呈的文字去呈獻這樣的美感，把原住民的各種“詭異”傳統從一個外來觀賞者的視角一個 接一個的去展現。例如，伊班族的紋身藝術、巫術之風、獵頭行動、部族械斗、人獸搏斗、長屋風情等等，有點接近推介達雅族文化的旅游手冊。

小說圍繞著主人公巴都的故事而開展，巴都是達雅族的一個異類，不務農不狩獵，而成為外來游客的 導游，帶領他們去婆羅洲大森林尋幽探秘，以此描繪少數民族特異的風土民情。文本對達雅族的紋身藝術興致勃勃，除了描述巴都身上的紋身，更不厭其詳的展示巴 都祖父阿班班的身體紋路。文本對巴都形象的描述是︰“他背著手，橫著蟹胸，豎著樹脖子的寬短椰殼頭型，試著將小角度的仰視變成飄渺的鳥瞰。眼窩如穴，眉粗 牙大，魯道夫人之顴，繁致的咀嚼肌，妖姣的紋斑－－少說佔了全身五分之四”。雖然點出全身的五分之四被紋案覆蓋，但畢竟還是比較簡扼地勾勒出胸部和頭部的 圖形。但在刻畫阿班班時，已是極盡的揮灑，似乎把他“禽異化”、“人獸一體”了︰“阿班班黃昏在河邊裸身沐浴，向族人展示他爬滿紋案的健美身材。胸部萬獸 奔走如山林，四肢花葉鳥蟲如樹丫，背部日月風火雷電如晴空，腳掌手掌兩棲爬蟲類，臀部兩座骷髏冢，滿臉精靈，連男器也爬滿紋斑，皮皮的像一只褶頸蜴。”如 此細膩的描繪，皆非情節或敘述所需，而是純粹的美學玩賞。

對達雅族的說話方式，作者也興味濃烈，例如文本中如此寫道︰“巴都的達雅克語說得顱骨撼動，胎 記紋斑密布，恰似一道粗雷，細雨不降。……他的達雅克語還可以湊合著用，就像巴都的英語還可以湊合著用”，這種對講話方式純粹玩賞式的展示，在描寫唯一出 場的女性人物亞妮妮的說話方式時更加淋灕︰“不算流利但顯然經過刻意淬煉的英語，其中結合了蜿蜒的蟒語，肢體化的猴語，甲骨風的鳥語，溽濕的胎語……”從 人的語言中盡吐出禽獸的聲調，呼喚著婆羅洲森林的野性。

文中對巴都的行徑也凸顯其怪異與傳奇，有的直接描述，例如︰他十五歲執行成年禮第一次狩獵時， 把一位族親以吹筒射傷；有一回又烤食一只被視為聖禽的大犀鳥。十六歲時誤殺了一位肯雅族青年，幾乎釀成二族一場血戰等等。有的通過他者轉述，例如，亞妮妮 說︰“巴都很行的……長屋的豬跑到雨林去了，只要不被野獸吃掉，巴都都找得回來”、“即使被野獸吃了，巴都也知道是甚麼野獸”。

在描述巴都瘋狂分解疑是吞吃人類的懷孕母獸時，更是讓人慘不忍睹︰“第一擊就開膛破肚，……一 個多毛濕滑的小胚胎，被巴都高高舉到眼前，然後將胎兒扔到樹外。巴都從母獸身上又挖出一只胎兒時，那胎兒突然淒苦地叫了一聲，巴都手朝它肚子用力擠壓，胎 兒連續發出極響的哀叫後，終於沉默。……”這一系列“人獸搏斗”的描敘，集中地展示達雅族的野蠻與凶殘面，為文本制造了詭異與驚觫的格調。

文本雖然也點到外族所施予達雅族的悲慘遭遇，如二戰時期日軍對他們的滅族式殘殺、西馬政府建大 霸而嚴重破壞他們的家園、日本人的伐木活動給予他們的幹擾、華商對他們的欺蒙詐騙等，不過都是片言只語，沒有對這些霸權更具體與深入的論述，因為這本來就 不是作者的核心意圖，作者實際上只想通過少數民族的書寫，構設與展示一種另類的“原生態美感”，其他的也就只是陪襯了。

以上這些馬華作家的少數民族書寫有著多元的表現方式，雖然有些文本未臻完美，例如對人物刻畫與 場景安排上有時過於刻板，但也不能否定他們各自的精彩之處。他們以華族的相機去攝取少數民族形形色色的生存畫面，拓展了馬華文學的視界，豐富了中文創作的 文體，不只提升了我們的閱讀樂趣，也讓我們對少數民族的命運，以及華人與少數民族的微妙關系有更深遠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