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的原乡想像与文字修行

胡月霞


[作者简介] 胡月霞(1966 - ) ,女,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教
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文化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
美学与批评方法研究。(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7)


[摘　要] 李永平是早期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中独具风格的一位,他
的写作指向个体、民族和国家,也指向了语言审美世界的终极。
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形成了他的文学世界里三位一体
的主题,三者之间的互为代换指涉,既坐实了李永平的文学意识形
态,也生出无限空虚怅惘。李永平在其作品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同
时,也是借“再造语言”来再造中国文化的幻象。在一片后殖民、
后现代的论述风潮中,李永平的“文字花园”无异于一场文化身份
焦虑症的语言大发作,但地理的分割和政治的分野也终究令他的
中国身份陷入乱真而疑真的尴尬境地。


[关键词] 李永平; 原乡想像; 文字修行; 身份焦虑
[中图分类号] I3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5) 01 - 0111 - 09

李永平是一个以汉字为书写载体的创作者。如果身在中国大陆或
台湾地区,这种选择也许天经地义,可是如果身在海外,而且是置身
于华人被视为少数族裔、且被压抑的国度,这种选择便带着强烈的
价值判断甚至文化认同的意味,因此,该选择充满了情感的色彩。
这些主动选择者和中国文化区的书写者的差别在于,后者相对而
言是被语言选择的,在选择的过程中无须经过一番挣扎;而前者则
是费了一番力气,那种选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获得”①。由于是
“获得”(而非赐予) ,便可能对这一份礼物格外珍惜。这种“珍惜”带
着强烈的心理补偿意味,因而,他们甚至比中国文化区的书写者更
在乎、更强调文字的“中华性”(文化性) 。


马来西亚虽然强调多元文化并存,但向来以马来文化和语言为核
心。华人和印度人虽有机会学习自己的母语,但是只有马来西亚
的国语才是被重视的语言,华语和淡米尔语则处于自生自灭的状
态。面对这种文化属性的危机,对马华(马来西亚华人,下同) 作家
而言,文学表现就被转化为了表现文学的语言问题[1 ] (p. 34) 。
不可否认,资讯贫乏影响了马华书写者的文字书写和马来西亚华
人的语言状况,但难能可贵的是,马华作家的文字并没有随之贫
乏,反而成果丰硕、景观斑斓,形成了美丽的文字花园。原因在于,
在其文学作品中,文字成了最重要的文化象征,最让马华作家把
握得住的实在。书写华裔社群文化属性与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实
在。


本文选择李永平作为讨论的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他对中国文字的
爱恋程度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写作者———不论是他的同乡
还是本土中国人。这种强度经由他自己的强调及在实践上被认
可,业已成为触目的(白话) 文学史事件。身为中国近代史意义上
的“华侨”,在中国大骚动、大英帝国势力尚未退却之际,他生长在
长久被中国中心判定为“蛮荒”的婆罗洲,致使多年以后当他自我
认定为中国人之际,个人的生命史却已是先在的流离,这在情感
和理智上使他和生身之地、认定的文化母体、认同及否定的政
治势力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爱恨联结。李永平是最极端的例子,
达到了文化身份与国民身份的同一,并且在语言实验上也走到了
其他人所未及的“极限”:让百年来被宣布死亡的某些文字“复活”。
因而,他的书写活动足以作为概念化“中文”的依据———泛指一
种实践。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中国土地上“中国人”的语言实
践(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中文”) ,而是中国境外的“华人”、“华
裔”(书面) 语言实践上的一种特殊模态。诚如台湾地区作家平
路所言:“事实上,对海外作者,写作用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家园归
属。”[2 ]


<①对于大马华人作家而言莫不如此,这也是讨论马华文学最易
引起情绪反应的原因。对他们来说,语言是民族情感的象 征,写
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抗争。这里强调的是更进一步的抗争:在汉
语的世界内,而不是之外。>一、南洋的故事,北方的语言1972 年,
李永平凭短篇小说《拉子妇》赢得了注意,从此创作不辍。1986
年,他推出《吉陵春秋》,以精致的文字操作,复杂的原乡想像,引起
了极大的反响。但李永平真正成为一种现象是在20 世纪90 年
代。在一片后殖民、后现代的论述风潮中,李永平大可以成为正
面或反面的个案,好好地进行解读。在李永平的小说中,女性的
成长、堕落与死亡往往是必须一再面对的结果。中国原乡、中
国母亲、中国文字形成了他的世界里三位一体的主题。三者之
间的互为代换指涉,既标明了李永平的文学意识形态,也生出无
限空虚怅惘。原因无他,他的书写位置本身──漂流的、边缘的
(没有母语的) ──已经预设了种种的不可能。因为台湾,李永平
的文字事业得以开展;也因为台湾地区,他的原乡──不论是神
州还是婆罗洲──才有意义可言。但他的台湾书写不只是一般
人念兹在兹的本土写实。恰恰相反,台湾的重要在于提供了一
个(政治的、欲望的、文本的) 转喻空间,辐辏折射,使作家得以
启发种种有情关照。先不论李永平作品的野心,这年头视文学
为圣宠,把铁饭碗都能扔弃的作者,可真是不多见。为了创作,
20 世纪90 年代的李永平是漂泊的。在台北、古晋婆罗洲、南
洋东海中国世界里,浪子少年心,红尘来去,李永平深陷追逐原
乡神话与异乡暧昧记忆中,他的小说在人性幽暗心灵中寻找生
命的罪与罚之救赎。马华作家已在台湾地区形成一支浩浩荡
荡的文学劲旅,李永平可说是早期的马华作家中独具风格的一
位。虽然当初是他主动放弃出生地马来西亚而选择台湾地区,
但在台湾定居30 年,心底深处仍存在强烈的漂泊感,婆罗洲的
家已将近二十年没回去了,他是“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从一种
边缘到另一种边缘”。因此,他只能透过作品寻找乡土“, 我向往
的是文化、精神的中国,它是我的原乡”。但大陆开放探亲后,他
从未去过中国大陆,原因是“害怕现实的中国会将心中的中国
冲垮”。在海外异国的写作生活中,李永平对自身的处境作了
深刻的思索。因此,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大量使用文学的形式
铭刻东方风格的离散语境。从原居地到居留地,从自我到国家,
他不断在失乡与寻乡之间颠沛流离,他的书写构成一种储存
着大量乡土意象的流放文体,其中隐含着精雕细琢的乡土情
感。纵观李永平表现乡愁的作品,漂泊多年的海外生涯使他
不断地追寻和反思乡土,甚至寻找原乡根土。他在追寻原乡
的过程中引发了强烈的乡愁和认同危机,在长久的漂泊中逐
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机制,从而使他的文本引发了身份
认同和乡土情结的总体关系。


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深获评论家的好评,论者都对书中吉陵
小镇的身世渊源和纯正中文的书写很感兴趣。但一些评论
者对《吉陵春秋》的解读,包含了许多帝国主义式的阅读意味。
《吉陵春秋》故事发生的时空坐标不明,为《吉陵春秋》作序的
余光中却首先锁定吉陵小镇是在江南或华北,认为小说只宜
发生在中国大陆[3] 。犯罪、暴力以及对女性的欺凌,这是世
界各个角落都会发生的社会现象,但是龙应台却肯定李永平
在指责、控诉传统中国社会[4] (p. 166) 。这都是帝国主义
式的解读,论者印证了他们的想法———南洋华侨心中必定
存在着一个古老的中国。李永平的小说背景只是一个符号,
吉陵小镇既有南国情调,也富有北地风采,是台湾地区? 中国
大陆? 还是马来西亚的婆罗洲?林建国,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
评论者,却有着与上述评论者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他说李
永平的“中国论述”只是他在寻找历史位置时的一个短暂妥
协,一个经济结果[5 ] (p. 89) ;在另一篇评论中,林建国说《 吉
陵春秋》是一个再畛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 的过程。两种
不同的解读方式显示了一种对抗———林建国企图以后殖民
主义的解读摆脱加诸于《吉陵春秋》之上的帝国主义式的阅
读。李永平本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进入李永平《吉陵春秋》的文字花园以前,我们必须先要看看
《吉陵春秋》之前的两部小说,因为它们很可能与李永平的文
字花园的形成有着莫大的渊源与关联。我们必须记得,李永
平是婆罗洲之子,他心目中存在着一个南洋①。李永平生长
在四五十年代殖民时期的东马,这个时代的东马,殖民者与被
殖民者、砂共和种族之间的各种冲突尖锐异常。在这一时代
生长的婆罗洲之子,他的愿望是:这块土地上有支那、达雅也
有巫来由②。大家要像姆丁所说的那样;你不再叫我支那,我
不再叫你巫来由。大家生活在一起,那我们的土地该会多么
壮丽![6 ] (p. 67)这段话摘自他早期的小说《婆罗洲之子》,比
《拉子妇》还要早。小说描写的是华人与达雅人之间的冲突,
最后的结局是两族人之间的心结与仇恨被消除,达致和谐共
处。李永平的愿望在《拉子妇》中进一步得到印证。他在多篇
小说中都把主题扣紧在各族冲突上,描写各族无法和谐相处
的悲哀。


《拉子妇》写的是华人对拉子妇(达雅族女性的蔑称) 的歧视,
而作者渴望的是接纳;《支那人———围城的母亲》和《死城》
写的是各民族间尖锐的冲突,这是李永平心中永远的痛。正
如林建国所言,李永平渴望的是写出各族裔类似、相互绕缠
的命运和处境[7 ] (p. 73) 。如果《婆罗洲之子》描写的情景
是李永平的愿望,那么《, 拉子妇》中的故事就多少显示了事
实与李永平的心愿背道而驰。他对出生地婆罗洲付出了爱,
可是婆罗洲政治还给他的恐怕只有无限的创痛!


《婆罗洲之子》(1968) 、《拉子妇》(1976) 之后,李永平又出版
了《海东青》(1992) ,对于这些作品而言《, 吉陵春秋》仍然是
一个门槛,是通道。在《吉陵春秋》的《二版自序》里,李永平自
述了铸造《吉陵春秋》的心曲:“作者一片忠心,为的还是中国
文字的纯洁和尊严。”并希望在二版修改之后使《吉陵春秋》
的“风格意境”更能够保持中国白话特有的简洁、亮丽,以及
那种活泼明快的节奏和气韵,令人低回的无限风情。这样一
来,作者对中国语文的高洁传统就有了一个交代,而个人的文
学和民族良心也得到了抚慰[8 ] (p. 1) 。“文学良心”和“民族
良心”相提并论,使得他的语言实践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实
践,更涉及了深层的民族认同、血缘文化属性的自我认定。
他所认定的白话文和他的美学实践,在《吉陵春秋》里是循着
一个理想模子来加以锻铸的。引文中对白话文的称颂流露
出他对爱恋物的深情,那是他从一个理想对象(纯正中文) 中
辨识出的本质,它深藏于汉文化典籍浩瀚的传统里,必须依
赖他那样特殊的主体经由实践方能使之具像显形,赋予物质
性的躯体。

《吉陵春秋》便是这样的一个结晶。它之所以可以成为李永平
个人书写实践的一个入口、通道,在于他在《吉陵春秋》里进行
的其实是一项“纯化”(purity) 的工程。


李永平是经过深入学习殖民者的语言(东马所在的半个婆罗
洲原为英殖民地) 而重新具备辨识“中文”的能力的,借由这么
一个强势的他者以重新建立他的文化主体。然而问题是:为
什么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如此历史情境下的台湾地区———
而不是他自己的故乡———在那里他也学习英文、中文,甚至
马来文。为什么经由英文的二度学习,方始触及“中文”的本质?
再者,辨识出“什么是中文”的另一端,则是辨识出什么是“杂质”,
两者之肯定与否定,相互依存。根据李永平的自述,之所以上述
“事件”发生在台湾地区而不是别处,有赖于相关的机缘:大学中
文课上乐蘅军教授“以敏锐的感触和丰美的词藻,为同学分析
中国语文的简洁、刚健”,使他“当时内心感到极大的惊喜和震
撼”[9] (p. 125) 。那是他在故乡所无法感受到的,需有中国文
化区内的导师为其开示启发。她向他展示了一个理想的范式,
这个范式所有中文系的师生都极其熟悉,然而却未必会和他
一样获得那么大的情绪上的震动,也罕有能把它从静态的典
则中导引出生产性。对于一个写作者,一个生产者,一个中国
文化区的外来者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中文课老师向他阐
扬“纯正”中文之时,他也透过异族的语言发现了当时台北现
代主义导引下的中文写作的“病症”及其仿袭的模式:英文翻
译体。那被他称为“恶性西化”的中文,正是他所批评的语言
上的“买办作风”[10] (p. 13) 。台湾的大学教育令他同时辨识
出三者:什么是中文,什么是英文以及什么是“买办的冒牌中
文”。后者也就是他所认定的“杂质”(虽然这种杂质在台湾极
富时代意义) ①,该杂质也催发了他的否定(negation) 力量:一
个负面的对象物。也正由于彼时中文系师生在文学生产上的
几近于零(有的只是少量的仿古复制) ,加上文学创作者普遍
的西化风景,从而令李永平“舍我其谁”地在《吉陵春秋》中赋
予自己文化使命,所以他说:后来写作《吉陵春秋》,八年间,断
断续续,苦心经营,为的就是要冶炼出一种清纯的中国文体。
借净化中文以净化自己,从外来的庶子一跃而成为血系嫡子。
换言之,在净化“恶性西化”的同时,他也为自己从故乡带的语
言进行净化:去除土性、去掉来自故乡土地的杂质。[11 ] (p.
126)“中国的方块字是很特殊的。对我而言,它不单是语言符
号,而是图腾。”李永平选择中文写作,正是希望透过这个图腾
呈现他对人生的感觉,也由于使用的文字是神圣的民族图腾,
因此,写作时格外讲究文字。同时,他更希望中国小说家也能
发挥汉字的独特性。



<①林建国在《异行》一文中,曾模仿李永平《拉子妇》中的一句 话
“谁叫她是一个拉子妇”而写道“谁叫他有一个 南洋”,道出李 永平
的漂流命运。 ②支那(沿自日本用法) ,马来文Cina 之音译, 华人
之意。巫来由,即马来文Malayu 的音译。达雅(Dayak) ,则 是东
马的原住民之一。李永平将所有的欲望最后化为他与文 字的纠
缠,这才是他沉迷抚弄、欲仙欲死的爱恋对象。中国文字 是神秘
的图像“, 千姿百态,琳琅满目”,从李永平幼年起就“诱引” “蛊惑”
他。他甚至借他人之口说中华象形文字是“撒旦亲手绘 制的一幅
幅东方秘密戏图,诡谲香艳荡人心魂”。这是一种业障, 但李永平
甘心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李永平经营他的文字迷宫, 在《海东青》
上达到了顶点。这部小说以大量艰涩冷僻的词汇, 堆叠欲望横流
的场面,笔锋所到之处,无不成为奇观。文字果然 是秘戏。 在他企
图经由语言文字全面地与存在的现实断绝往来之际,他 又在他所
构造的世界内部演示了一则“酒后乱性”、“道德失序” 的道德寓言,
且强调可以借它反省“我们的社会”[12 ] (p. 136) 。 换言之,他把现
世中的道德议题及败德现象去掉它存在的现实 具体性,把它抽象
化、普遍化之后,搬到他用汉字细心构筑的那 个镇子里。如此,他的
语言文字掌握了全幅景观:不向外指涉,无 指称性,一切往内收敛,
随着叙述人的声音去寻找意义的箭头,自 足,不受其他世界的质疑。
因而,语言文字刻意的清纯、标准便深 入每一个文本单位的细部,
业经陌生化处理而致使它的物质性 处处裸露:他人罕用的字词、
句法、腔调而在小说中却为作者私 人常用。于是,那纯粹的中国 性
就在叙述人的语调底层一再地强 迫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 ,
不论他诉说什么,在达意(内在) , 指涉之时,总已先意指那无所不在
的幽灵,那是鬼、神、阳光、雨 水、空气??吉陵镇的自然。 现在,我们
必须回到李永平的文字花园来。可以说,李永平追求中 国文字是一
种逃避历史的结果———逃避东马各族冲突与华人 权益被剥夺的
历史。李永平非常害怕政治,提及马来西亚政治和 种族的敏感性问
题时都采取回避态度[13 ] (p. 136) ,这使李永平 走到一种“艺术架
构”里去:写政治我得把自己五花大绑之后来写, 把全部中国(大陆)
和台湾(地区) 的东西熔炼在一起,再全新放进 一个艺术架构里,锻
炼打铁。我不能直接说出我的感受来,我更在 乎小说的价值。所以
要在艺术和要表达的意见间痛苦地平衡。 [14 ] (p. 266) 关于李永
平主要的艺术手法,我们在他的多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出 来:纯正中
文与母亲象征。他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黄河流域流 浪十年,目的
是为了“把中国的丰富语言吸收个够,然后写一本《创 世纪》”。因此 ,
在他踏足台湾的一刻,他几乎要跪下来亲吻台湾土 地,因为“(台湾)
可能是全世界语言最丰富的地方”①。流浪黄河 流域、亲吻台湾土
地,只因为文字。李永平是因为逃避马来西亚 的历史与政治而躲进
他的文字花园里,希望在文字里找到他的 依归,这才是他耕耘文字
花园的最重要原因。李永平并非一开始 就选择培育如此的文字花
园。在他的早期小说《婆罗洲之子》和 《拉子妇》中,我们很难寻找到
纯正的中文痕迹。因为害怕,婆罗洲 渐渐在李永平的小说中消失不
见;也因为害怕,李永平从不在小说 中谈政治,只谈文字。蕴藏太多
马来西亚社会历史烙印的华文,可 能还是会勾起大量流血的回忆,
所以,李永平只谈纯正中文。因此, 即使李永平逃避南洋,也不表示
他在追求中国原乡。这样的解释 可能未能让作帝国主义式解读的
论者信服。假设李永平果然是 在追求中国原乡,那么,他在追求原
乡的过程中已走出另一个新 局面:他让他的文字活在另一个世界
里。《吉陵春秋》的语言是“与 我们生活世界日常沟通的华语相当
不同??虽然他大体可以辨认 出是中国官话系统的一个变种,令人
既熟悉又陌生”[13 ] (p. 63) 。 因此,李永平的纯正中文的冶炼结果
是写出了一种“变种”语言。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南洋(婆罗洲) 是
李永平心中的“烙印”。如果 李永平心中真有一个无法忘却的南洋,
那他追求原乡的最终结果 必定是背叛中国原乡。所以他苦心经营
文字的结果,竟然是“矫枉 过正,不免造成破坏,使中国语文传统遭
受另一种亵渎”[5 ] (p. 89) 。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亵渎”是必然
的结果,意味着他对中国原乡 最大的背叛。当李永平的文字活在
他独特时空的小说世界中时, 它或许“再也不是中国文字,而成了
‘马华文学的命运”[15 ] (p. 102) 。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阅读《吉
陵春秋》,结果必定是: 李永平与中国原乡情结恐怕无法靠得太近。
李永平有意无意地 要走到比中国的本质更远的地方,脱离中国强
大的文字帝国,构 筑自己的吉陵镇———私人的文字园地,并借之
背叛了中国原乡。 而《吉陵春秋》是个起始,承先启后,开拓了李永
平以后《海东青》 与《朱翎漫游仙境》的书写工程。在后两部小说
中,李永平显然越 走越远,到达一个更纯粹的文字花园。在李永平
的创作过程中《吉 陵春秋》显然标志了一个开始,是一个里程碑。
<①所谓的“杂质”,指的是时代、区域特性在语言中的积淀,也是
语 言对具体时间的表征。>



二、文字修行三阶段说


在早期作品《拉子妇》中,李永平描写东马潮湿郁结的热带环境,既
混杂又混血的人际关系,很能符合读者对南洋写作的想像。《吉陵
春秋》 则显现极为不同的场景。李永平以一遥远小镇中一场强奸
命案为背景,将贞淫、生死、正邪等主题辗转生克,配合凄迷的乡土
色彩、神秘的宗教气氛,铺陈了12篇既独立又相属的故事。而小说
最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宜古宜今、既中国又南洋的吉陵小镇。
李永平将一腔乡愁想像,倾注于斯,而文学是遥通文化中国的重要
灵媒。无论是召唤意识的觉醒,抑或是言说历史叙事成规的虚妄,无
论是文化乡愁的书写还是解构乡愁,马华小说的历史书写和溯源
想像都已成为他建构自我的起点。


李永平的小说创作三境界说最早出现在1987 年。三境界指的是
“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也就是说“, 见山不是山”是
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negation) ,是一个“迷”的阶段,是为了达到
更高的综合及超越。而《拉子妇》和《吉陵春秋》则分别代表前两个
阶段:《吉陵春秋》的建构历时八年,原因很简单,作者当时还陷身
“见山不是山”的境界里挣扎,考验技巧、冶炼语言、建立形式。这
个实验阶段熬过后,从此水到渠成,返璞归真,从事真正的文学创
作,表现在他接下来的一部以现代中国某大城市为背景的长篇小
说里[10 ] (p. 13) ,即《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该书出版
后,他对某位读者重新提出“三境界说”,只是在次第上有明显的滑
移《: 拉子妇》仍属于“第一个境界”《 吉陵春秋》则变为“介于第一
和第二境界之间,而《海东青》是第二境界的作品”[16 ] (p. 1) 。四
年前,当它还在生产的初期,在期许中即被认定为是“已悟之作”,但
写完之后作者却发现自己“仍在迷中”。同样的期许如今延伸到未
完成的下一部作品,作者希望通过它能完成“见山不是山”的修炼,
以“进入第三境界”。他用了同样的修辞———“返璞归真”,以便“可
以尽情任性,优游于小说创作浩瀚天地中”[17 ] (p. 24) 。从他的自
我说明中可以看出,他所期许的“合”、“反”、“又是”是一种主体精
神上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相对于被语言文字、美学成规所局
限的不自由,那是一种“苦吟”,主体挣扎、行于语言物质性所构筑
的荆棘之路上,陷溺于文字的苦海而无法超越。这便是李永平艰
苦的修行,在“文字中国”[18 ] (p. 70) 的深渊里与他的爱恋物战
斗。他所期许的“悟”显然带有中国古典神韵美学的色彩———
“得意忘言”“, 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让所要表达的“意”超
越语言文字或任何艺术形式的人工形迹,泯除成见与刻意,以使
主体的精神状态能优游逍遥于“自然”之趣中 ①。从见林不见树,
到见树不见林,至见树又见林,方臻自在之境。欲海浮沉,或许是
迟延———沉溺成为一种必需?李永平说《海东青》是个“巨大的
失败”,但“因为巨大,失败也很痛快”。他认为《, 海东青》之后的创
作,明显摆脱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而跨入“见山又是山”的境
界。针对“三境界说”前后自相矛盾的询问,李永平回答:“原先的
构想确是把《海东青》当作‘第三境界的’,但动笔后忽然念头一转:
这样的题材,应该让我在‘见山不是山’的第二境界中多徘徊一次,
再修炼一番,反正我还年轻,仍在‘流浪’———精神上、形体上的
‘漂逐’??这一生,终究要进入‘见山不是山’的第三境界的,否则我的
写作志业就不算完成”[8 ] (p. 1) 。于是,他把这“第三境界”的作品
再度推迟至他的“终极作品”,虽尚不知其名为何,大概是一部“找
中国人的根”的“创世(记) 纪”②,寻自己宗族及象征意义上的整
体中国人的根。写作,修行,寻根;根,源,血系,起点。真正的谜也许
不在于山,而在于水,在于原初的涌泉。“热爱中国文字”的李永平
虽是华裔,却自认为是比中华文化圈的作者更“纯”的中国人——
透过他的文化认同、民族自尊和文学实践,“冶炼出一种清纯的中
国文体”。这样一来,作者对中国语文的高洁传统就有了一个交代,
而个人的文学和民族良心也得到了抚慰。



<①李永平曾提及他写《海东青》是要寻找中国,但他寻找中国的
结果反而是“给南洋保留了一个显眼(虽然空洞) 的位置”。>李永
平如此苦心经营费心锻铸的“中文”自非一般常文,摆在中国古典
诗学的脉络里,那自然必须是文字艺术最高境界的“诗文”,然而李
永平所实践的诗化文字,似乎和克利斯蒂娃所一再强调的诗语言
颇不一致———她所谓的诗语言虽是继承俄国形式主义的议题架
构(problematic) ,即补充精神分析,却以为其精神甚低;在她的分
析架构里,把使语言运作的符表实践 ( signifying practice) 区分
为相对却不可区分的两种功能: 记号的( the semiotic , le
semiotique) 及象征的( the symbolic , lesymbolique)。后者大体
涵括了建立于超验主体(transcendental ego) 之上的意识哲学为
基础的各种语言哲学及意义理论所描绘的语言模态、功能及意
义生产,它是可见、可以被形式化、“理性”的部分;而前者则是以
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前符号的(pre2sign) ,以初始过程(primary
process) 为运作逻辑,不可被形式化、不可见的、“非理性”的场
域,是人类无意识底层的欲力、欲望,本能骚动者。她所谓的诗语
言,便是那样一种特殊的语言运作———它表征为对日常语言的
远离:句法( syntax) 的脱离、语法的省略、主词的失落??各种可
被形式化的语言功能的崩溃及其重新配置,仿佛语言的症状,却
是le semiotique 对le symbolique 的穿越。它标志着被压抑的欲
力(repressed instinct) 的复活,逾越了语法规则,释放出语言中
被检禁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及无法决定(undecidable) 的
性质[19 ] (p. 36) ,最终表现为社会符码(social code) 及象征次
第的挑激与松动。这样一种放任欲望主体对语言的父权法则进
行操弄的“革命”的诗语言,在李永平那里显然看不到。


<①李永平在函中写的是“记”;访问中,邱妙津记录的是“纪”。>
<②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但从李永平的表述来看不无可能——
因为在中国以抒情诗为标杆的古典美学系统中,那是最被 肯定
的一种语言“境界”,从《庄子》、《沧浪诗话》以降,已有十分完整的
表述。但这种寻求主题超越导向的美学主张 恰和现代主义的精
神相悖:它首先企图超越的正是现代主义紧捉不放的语言的物质
性。果真如此,李永平的“超越”便是 一种心理补偿和白日梦。>
强烈的中国意识(与文化母体撕裂的精神创伤) ,令李永平和他精
神上的同路人把现代主义的语言命运承接到中国古文化词库的
联想轴上,那是他们兼具放逐与回归双重历程的自由之路。李永
平的纯正中文并不是文言文、古典诗,他尊崇的文类反倒是在中
国古典美学中被判为“不入流”的白话小说。他追求大致文言文的
所有好处:简洁、凝练、高密度,地质学式的深邃、古意??然而却
不是文言文。在这一点上,它和“华文”仍处于同一个国度:白话文。
差别在于,“华文”相对而言严重地被“白话”桎梏着“, 白话”吞没了
“华文”;反之“, 中文”则相当大程度地强化了“华文”“, 白话”的口
说程序被转化为书写程序。


在中文文学的文类中,除戏曲外(在清末民初王国维的手上才获得
肯定) ,小说是最晚被文人认可的,它的价值也只有在白话文翻身
之后才获得普遍的肯定,方能与诗文并列。李永平选择白话而不
是文言,选择小说而非古典诗,在文类上,他选择了父法最松弛的一
环———虽然他师法明代白话小说的声腔语调[20 ] (p. 129)——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类。作为现代小说家的李永平又不愿像武侠
小说家那样全然在古装古道具的王国里飞翔,所以势必受到小说
的“本色”(写实的逼真性) ———存在情境中现实的具体细节及驳
杂、喧哗的存在之声的挑战。现代化的器物、空间、感觉方式都
令他所钟爱的那套干净的语言失却了表现现实的能力,所以《 吉
陵春秋》只能是他寻山觅水之途的一个过程,创作生涯中的一道
深重的折痕。在这样保守的语言实践中,他比较像是克利斯娃蒂
所描绘的“修辞学者”(rhetorician) ,而非“书写者”(writer) 、“文体
家”(stylist) 。前者并不创造语言,只是被父性论述的象征功能所
吸引,他引诱它??以取自过去作者的少许破格施加其上,因而模仿
一位忆起自己曾经是(某位) 父亲的儿子(或) 女儿的父亲,然而犹
未至于说破个中蹊跷[21 ] (p. 124) 。反之,文体家无需以修辞来
引诱父亲。作为战役的赢家,他甚至可能丢弃父之名而采取另一
个名??因而在父亲的位置上,李永平采取了一种不一样的言说:既
不是自我的想像言说,也不是超验知识的言说,而是一种永远从一
者过渡到另一者的中间人(go2between) 的言说,是符号与韵律、
意识与本能性驱力(instinctual drive) 之间的骚动[21 ] (p. 139) 。


在《吉陵春秋》的语言实践中,李永平不断地被父亲引诱,又不断地
借语言去引诱他。糟糕的是,他在性别上产生了错误辨识:那被他
所命名的母亲其实是父亲。这是一个严重的后果,也是第三阶段一
再被迟延的根本原因。延迟之所以成为一种必须,原因在于,在伊
底帕斯情结中的弑父恋母情结,由于在想像界的性别错置而造成
结构上的倒错而成为弑母恋父。所以他才会一再地被父亲所引诱,
也一再地引诱父亲。在父法再现之际,母亲早已被牺牲,他是父亲
的儿子而非母亲的儿子,是中国之子而非婆罗洲之子。他把自己
的发言主体(subject of enunciation) 设置在那里:象征次第的执
法者、父亲的威权所在之处。父—祖作为一个血脉绵长的集体主
体,允诺了中国性。条件是纯粹———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永无止
境的无限纯化的过程。它要求没有异质性、没有他方、没有异域,
不断地向一个幽深的中央回归,回到文化血系的宗祠,在那里给列
祖列宗上香、净身、跪拜敬酒,重新在文化宗谱里被赐以姓名;调
整走调的口音,修缮被他方水土所移易的容颜,他必须像他们,必
须换血:以生身之母为祭。父权宗法社会所保障的血统上的中国
性,一旦进入异域,他的纯粹性便受到了挑战。“乱源”不是别的,正
是母亲的身体,生物性的自然。皇宫一般的文化血系中,对血统纯
粹性的要求远愈凡庶,因而,当婆罗洲之子晋身为中国之子,番邦
的母亲(“拉子妇”这个名所象征的) 即被置换,被废黜于多雨的蛮
荒。而在这里,她不过是执法之父的一个分身。这也说明了李永
平在文字修行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操作了大中国自我中心的
排外逻辑。


从小说的背景、文字、寓意、象征、意象到排比结构《, 吉陵春秋》
都有可观之处。但对于关心马第1 期[马来西亚]胡月霞: 李永平
的原乡想像与文字修行117来西亚“本土”或者在意“写实”的读
者来说,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李永平笔下的吉陵镇,是一个模
糊的、无法找到具体定位的地域,让人捉不到头绪。吉陵镇既有
南国情调,也富有北地风采。有论者认为吉陵是华南、台湾、南
洋的综合,有人则视其为一个中国小镇的塑像。笔者认为,李永
平创作《吉陵春秋》时应未到过大陆,他对中国的想像纯然是文
化性的,也许尚有侨居地的影子。住在台湾30 年,仍有强烈漂
泊感的李永平,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从一种边缘到另一种边缘,
他在《吉陵春秋》中却没有怀旧的感叹,相反,他采取的是对原乡
追寻的颠覆姿态。一般而言,原乡的追寻总是在回望一种逝去的
美好,但他笔下的原乡却充满罪恶,似乎有一种狰狞的魅力。一
如王德威所言,李永平并不急于追寻乡土的本质或根源问题,而
只是就形式本身进行玩耍试验,摆弄原乡作品中的各种修辞符
号。吉陵镇是一个人心黑暗险恶、民风败坏的市侩小镇,他的
乡愁,成了乡仇。


论者对《吉陵春秋》多有好评,甚至形容那是“一个中国小镇的塑
像”。同时,也有人将之形容为“山在虚无飘渺间”。而书中精致细
密的文字意象,更能吸引读者作更深入的分析。纵然李永平花费
了好大一股力气构筑了一个完美的文字原乡,但他所述说的故
事却是背道而驰。他的叙事形式与叙事欲望相互纠缠,实难有“合
情合理”的解决之道。他所沉浸的现代主义在形式和内容间的永
不妥协,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往更深处看,笔者觉得李永平写作的
目的在于呼唤那原已失去的中国(母亲) ,付诸文字时,他却只能
记录自己空洞的回声。他的一无所获,不是叙事成败的问题,而是
欲望得失的问题。


李永平来自东马来西亚婆罗洲,落籍台湾地区,却一心向往中国
大陆。但他心目中的中国与其说是政治实体,不如说是文化图腾,
而这图腾的终极表现就在方块字上。李永平对中文的崇拜摩挲,
让他力求在纸上构筑一个想像的原乡,但在这个文字魅影的城国
里,那历史的中国已经暗暗地被消解了。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
国文字形成了李永平世界里的三位一体。三者之间的互为代换
指涉,既标明了李永平的文学意识形态,也显现出无限空虚迷惘。
原因无他,只因为他的书写位置本身就是漂流的、边缘的“, 没有
母语的存在”———已经预设了种种的不可能。


(本文资料多源自马华作家黄锦树先生的著作,谨此致以诚挚
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 1 ] 张锦忠. 马华文学:离心与隐匿的书写人[J ] . 中外文学,
1991 , (5) :34 - 36.
[ 2 ] 平路. 海外?用中文写作[N] . 联合报,1994 - 01 - 27(5) .
[ 3 ] 余光中. 十二瓣的观音莲:我读《吉陵春秋》[N] . 联合报,
1986 - 01 - 09(4) .
[ 4 ] 龙应台. 一个中国小镇的塑像:评李永平《吉陵春秋》[J ] .
当代,1986 , (2) :166 - 173.
[ 5 ] 林建国. 为什么马华文学[J ] . 中外文学,1993 ,21(10) :
89 - 126.
[ 6 ] 李永平. 婆罗洲之子[M] . 古晋:婆罗洲文化局,1968.
[ 7 ] 林建国. 异形[J ] . 中外文学,1993 ,22(3) :73 - 91.
[ 8 ] 李永平. 吉陵春秋?二版自序[M] . 台北:洪范出版社,1986.
[ 9 ] 李永平. 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M] . 台北:联合文
学出版社,1992.
[ 10 ] 黄锦树. 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M] . 吉隆坡: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
[ 11 ] 李永平. 李永平答编者五问[J ] . 文讯,1987 , (29) :126.
[ 12 ] 曹淑娟. 堕落的桃花源:论《吉陵春秋》的伦理秩序和神话意
涵[J ] . 文讯,1987 , (29) :136 - 151.
[ 13 ] 黄锦树. 流离的婆罗洲之子和他的母亲、父亲———论李永
平的文字修行[J ] . 中外文学,26 (5) :136 - 142.
[ 14 ] 邱妙津. 李永平:我得把自己五花大绑之后才来写政治[J ] .
新新闻,1992 , (266) :66.
[ 15 ] 黄锦树.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M] . 台北:元尊出版社,1998.
[ 16 ] 李永平. 拉子妇[M] . 古晋:婆罗洲文化局,1972.
118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35 卷
[ 17 ] 黄锦树. 漫游者、象征契约与卑贱物──论李永平的《海东
青》[J ] . 中外文学, 2002 , (30) :10 ,24 - 41.
[ 18 ] 陈琼如. 李永平———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J ] . 诚品好读,
2002 , (11) :70 - 71.
[ 19 ] Julia. Kristeva. The Bounded text [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0 ] 苏其康. 李永平的抒情境界[J ] . 文讯,1987 , (29) :29 - 130.
[ 21 ] Julia. Kristeva. From One Identity to an Other[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责任编辑　何海峰]
The Imagination of Motherland and Literary Asceticism of LI
Yong2ping WOO YET H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Studie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Abstract: Malaysian writer in Chinese has already formed a vast
and mighty brigade. Li Yong2ping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early Malaysian writers in Chinese who has a particular style.
Having settled in Taiwan for 30 years , though it was his own
initiative to give up his birthplace Malaysia and choose Taiwan ,
there is still a strong sense of wandering deep in his heart . In
the eyes of the elder of the literary circle , QI Bang2yuan , he
has drifted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island , and from one
margin to another margin″. Hence , he can only look for his
motherland through literary works. ″What I yearn for is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China. It is my motherland.″″Chinese
character is very special . To me , it is not only a linguistic
symbol , but a totem.″Li Yong2ping chooses to write his
literature in Chinese , and hopes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about
life through this totem. Also because the words in use are the
sacred totem of the nation , he especial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choice of words.″The succinctness and vigou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gave Li Yong2ping ″an extremely great joy and
astonishment″, so that since then he wrote ″intermittently ,
painstakingly , in order to refine and create a pure Chinese
literary form″. The rejection of ″malignant Westernis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and the national conscience
to defend the purity and digni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pushes
Li Yong2ping to embark on his journey of cultural root2
searching. To be precise , root2searching may be exactly his aim
in the pursuit of language. In the works of Li Yong2ping , words
are music , are dances , and are aesthetic elements. But through
words , not only a paradise of language can be constructed to be
self2contained , asceticismof words is practised also for the sak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xtremely ambitious Utopia. If it is said
that Li Yong2ping is trying to escape from reality through the
alchemy of language , it is better to say that with the help of the
magic mirror of language , he sees through the bizarre history
and iniquitous politics. The major artistic techniques of Li Yong2
ping can be discovered in his many novels. A person who Years
for his homeland , located among South2east Asia , Taiwan and
ancient China , he must be bearing in his heart dilemmas and
conflicts that is difficult to express in words. With respect to his
homeland in South2east Asia , Li Yong2ping considers himself
a sojourner ;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even mainland China
———with respect to China in both the geographical sense and
the cultural sense , he is still in the shadow of a broken
motherland , and he is unable to change his cultural admiration ,
″to be more Chinese than a Chinese″.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and political division makes his Chinese identity fall into an
embarrassment of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Key words : Li
Yong2ping ; Imagination of motherland ; Literary as ceticism;
anxiety of identity__


（收录于犀鸟天地网站）
http://www.hornbill.cdc.net.my/collection/Borneo/liyongping/hu.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