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砂拉越近代史为背景，在口述历史的引述下，略谈布洛克时代（二战前后）及战后60年间，在各种内外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砂拉越华族与达雅族之间的族群关系，尤其近20年来族群关系的改变与进程，从中剖析砂拉越华人的自我定位及身份认同问题。
一、前言
中国人早在二世纪就已经到婆罗洲各地与当地土人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商业交易。然而，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移民热潮” 却从根本上改变了砂拉越的社会面貌和族群关系。
华人，这个砂拉越近代社会中“异军突起”的族群成为布洛克政府巩固政权、开疆拓土的“主力军”。以经济利益为着眼点的布洛克政府积极鼓励华人开垦土地，推动砂拉越的经济发展，以期财库丰裕 。只是，在达雅人眼中，华人在砂拉越的垦殖活动却是侵占土地、剥夺既得利益的行为。因此，早期砂拉越各族群间冲突不断，械斗事件时而有闻。在布洛克政府的“分化”、“隔离”、“监控”等政策下，除了商业交易之外，华人与达雅人之间的双向接触并不多，尤其在城镇地区更是壁垒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早期大多数华人移民都志在“淘金”，终其一生所期待的就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风光。然而移民们哀伤悠远的“还乡曲”却随着1955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宣布戛然而止。
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定位改变了世界各地华侨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思索如何将他乡变故乡之际，他们也开始反思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及相处之道，而所在地的政治与族群生态也从此改变。
割舍原乡的锥心之痛在迫人的现实生活中发酵为一股强韧的动力，砂拉越华人更积极的透过各种管道与其他族群斡旋、共处，务求在这一片江河泽林之地落地生根，绵延子孙。
而砂拉越的族群关系也从最初的恐惧、避忌、对立转为后来的相互依存，进而兼容并蓄、异中求存，到如今，沉淀为一潭清香佳酿，这之间所掺杂的是超过一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进程。
二、砂拉越与砂拉越族群简介
砂拉越（Sarawak）位于婆罗洲（Borneo，旧称渤泥，为世界第三大岛屿）之上。砂拉越的地形可分为沿海沼泽地带、中部丘陵地带和内陆山区，沼泽林约占砂拉越面积的五分之一。
地处赤道的砂拉越在气候上非常湿热，终年高温多雨，属典型赤道型气候。每年3月到10月为旱季，11月至次年2月间则为雨季。丰沛的雨水和特殊的地形构成交错密布的河流。河流自古以来是砂拉越人的命脉，砂拉越境内河流多，一些外国学者甚至称砂拉越为“江河之邦”（A Land of Rivers） 海洋，开启了砂拉越的对外关系，江河则带动砂拉越的历史进程，孕育出一汪璀璨多元却又平和的族群文化。根据2010年马来西亚人口普查结果，砂拉越境内总人口为239万9839人 ，共有27个不同的族群 。达雅人是最大族群，其中伊班人最多，占总人口的29%。
“达雅人”这个名词常常出现在砂拉越各种文献资料和官方档案中。若按达雅人的解释，“达雅”一词指的是“人” 。
为了方便统治、监管，白人拉者-布洛克王朝（Brookes Monarchy）的拉者（Rajah,一些人将其译为“拉惹”，国王或统治者的意思）将达雅人进一步分化为海达雅和陆达雅。
“达雅”（Dyak, Dajak,Dya,Daya）这个名称据说是源自荷属加里曼丹 。白人拉者将砂拉越境内较为温驯顺服的部族归类为“陆达雅”，并善用他们来对付民风彪悍，桀骜难驯的“海达雅”
一般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学者都惯以“土著”或“原住民”来统称并界定达雅人的族群地位。实际上，不少达雅人都自认本身的先祖是外来人，就以泗里末伊班人来说，其中一些口传历史甚至自称先祖来自印尼和中东地区。 因此，套用“原住民”或“土著”来统称达雅人实属不宜。为了尊重达雅人的口传历史，本文将改以“达雅人”一词来统称砂拉越境内的“土著族群”。
值得一提的是，砂拉越华人惯以“拉子”来称呼达雅人，虽然至今“拉子”的意义和起源无从查起，一些人认为这个名词带有贬义，但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对达雅人的惯称，这个名词也常见于砂拉越华人作家的作品之中，旅台作家李永平的《拉子妇》就是其一。
三、砂拉越历史中的华人
根据中国古籍和东南亚历史记载，早在西元前二世纪（汉朝）就有中国人南下婆罗洲经商 。他们利用帆船运载玉石、铁器、大瓮和青铜器及黄铜器皿到婆罗洲来与当地人交换各种土产、香料、树脂、兽皮、兽牙、兽角和上乘木料。
早期中国与婆罗洲之间的商业活动非常频繁，中国古籍中常见“渤泥国”的记载。中国著名史学家罗香林就根据南宋赵汝适的《诸番志》推测当年中国人到渤泥国经商的一些细节：“凡海舶抵其国（汶莱王国），必以中国饮食献其王，故舟往渤泥，必挟中国善庖者一二辈以俱。观于当日渤泥国王植嗜好华食，知其地所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也。”。
西方史籍记载，1520年前后，很多华人聚居在婆罗洲海岸一带，当时在婆罗洲，特别是当年的王城汶莱，更是处处可见中国商品、钱币和各种度量衡器具。 在欧洲各国势力渗入东南亚之前，汶莱王国（包括砂拉越）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 几乎全是华人。
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华人大批移居砂拉越是布洛克政府时期（1841-1945）的政策使然，实际上，在白人拉惹入主砂拉越之前，不少华工已在砂拉越境内为负责经营大小矿区的马来苏丹效力。
虽然史家无法敲定华人最早出现在婆罗洲的年份，但各种古今史籍、早期的口述历史和出土古物都在在印证了华人在婆罗洲历史上的存在事实和影响力。
四、近代的华人移民
早期华人在婆罗洲的主要活动是商业贸易，尽管往来频繁，一些华商甚至聚居在婆罗洲沿海一带，但主要关系仍建立在商业利益交换模式之上。论及社会影响力，远不及19世纪下半叶至二战之间的大规模华族移民活动-“下南洋”。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席卷全世界，物资丰富的东南亚旋即成为西方列强的另一个逐鹿场。西方人需要大量廉价劳工来开拓和经营这一片黄金之地，勤奋刻苦的华工因此成为西方政府的首选，砂拉越的布洛克政府也不例外。
在当时，欧洲人普遍上都把华人标榜为“盗贼流氓之辈” ，然而，对身在砂拉越的英国人来说，与乐天随性的马来人与达雅人相比，二十世纪初南来的华族移民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当时砂拉越境内的达雅人和马来人。
第一任拉惹詹姆士布洛克一心想将砂拉越打造成第二个爪哇（东南亚商业中心） ，他一方面想借助“富有机动性、勤奋刻苦又有商业头脑的华人”来巩固势力、发展砂拉越的经济， 另一方面却厌恶华人的诡计多端，总是想方设法去监控甚至掌控华人社群，尤其华人公司(Kongsi)。詹姆士布洛克的强硬手腕最终引发了1857年的石隆门华工事件。
对砂拉越境内各个族群，詹姆士布洛克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将各个族群分化、隔离，必要时，甚至挑拨离间， 以求逐个击破，便于掌控。
石隆门事件后，布洛克政府与华社、华社与其他族群关系僵化。詹姆士布洛克对华人不再信心满满，华人对他也满腹疑惑。在詹姆士布洛克统治后期，他重用马来人和达雅人，尽管在1868年逝世前，詹姆士布洛克还想招揽华工到砂拉越来，但他不能完全相信华人，也无法取信于华人。
詹姆士布洛克倚重马来人和欧洲人来治理砂拉越，但第二任拉惹查理斯布洛克的政权却倚重华人和达雅人。
相较于詹姆士布洛克的猜忌和怀疑，第二任拉惹查尔斯布洛克对华人有着相当正面的评价。他曾公然赞扬华族移民为“无比优秀的民族”。
少了他们，东方国家难有所成。他们糅合了许多优良和愿意冒险的本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也有不好的习性。他们粗野、专横跋扈得像低级的欧洲人…他们乐善好施及力求完美的精神却足以弥补他们的不是…说到勤奋，他们和白人不相上下…我很乐意和东方的华商交易…我深信有教养的华人和白人是一样诚实、正直的。
为了振兴经济，提高收入，查尔斯布洛克致力开垦土地，发展农业，到1880年代，砂拉越的农业蓬勃发展，需要更多劳工，而“善于利用土地”的华人就成为他的首要目标。 查尔斯布洛克透过各种管道，利用各种优惠和生活补助从新加坡，甚至直接从中国招揽更多华人到砂拉越垦荒。
查尔斯布洛克先后招来数批华人移民，包括1898年古晋地区的客家人、1901年、1902年在诗巫落脚的福州人和随后而来的广东人及兴化人以及后来移居巴南地区的华人移民。布洛克政府并刻意将它们安置在内陆地区，如拉让江流域和巴南河一带。一方面垦荒，增加可耕地的面积，另一方面也更易于控制。
…内陆河流可供大型船只航行，如果华人越来越麻烦，群起叛变，要对他们发动攻势也很容易。内陆地区与海岸地区断绝音讯，切断鸦片和其它物品的供应线，这将有效的遏制华人的不法行为。
布洛克政府的亲善优惠政策，加上教会的辅助，砂拉越境内华人人口迅速增长。从1841年的1千人到1947年的14万5千158人，华人在砂拉越的分布也越来越广泛。根据1973年的人口估计，砂拉越华人人口达32万5005人，是砂拉越最大族群。
五、族群关系
中国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周一鸣指出“族群一詞最早是1930年代開始使用，被用來描述兩個群體文化接觸的結果，或者是從小規模群體在向更大社會中所產生的涵化現象。”
族群意指同一社會中共用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用同一語言，並且文化和語言能夠沒有什麼變化的代代傳承下去上述的定義都是從群體內部的共同特徵出發的，即強調語言、種族和文化的特徵。
他认为“族群”並不是單獨存在的，“它存在於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中…我們必須從族群互動中研究族群內涵和族群關係”。
族群关系是一种复杂繁琐的社会关系，尤其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它更是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一大考验。
（一）砂拉越的多向族群关系
布洛克时代（1841年8月18日－1946年6月30日）的华人移民热潮对砂拉越的影响层面，尤其在族群和社会结构上更是深广。
布洛克政府，尤其第二任拉惹查尔斯布洛克为了提高砂拉越的经济收益，透过各种管道从中国华南地区招揽华工到砂拉越“垦荒”。大批华工移居砂拉越，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来人和达雅人社群，也改变了砂拉越原有的族群生态。
在这个语言、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共同体之中，语言的隔阂和政策的隔离限制了各族群之间的交流，但共享的资源却让各族群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他们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也针锋相对、侵占伤害。
在砂拉越的社会架构中，华人、达雅人和统治者（汶莱苏丹、布洛克政府、日据政府、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长久以来，华人和达雅人，甚至统治者之间既是相互依持，却又互相排挤。
在现实的条件下，各个族群为了各种利益，不得不与其他族群互动互补，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使双向，也可以是多向循环的。诚如图（八）显示，统治者、华人和达雅人之间的共同点（A）是三者之间达致的共识和三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布洛克政府为例，当时的政治体系中有不少涉及三者利益和权益的问题，如土地问题、对内对外的经济活动、社会治安等都需要三方协调、配合。但统治者和华人及达雅人之间又分别发展出一种相互依持、辅助却又互相牵制，甚至抵制的双向关系。
统治者需要华人为他们打拼，华人务农、经商、冶铁、开矿，成为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 在经济收益方面，统治者不得不器重勤奋节俭的华人。不过英勇善战的达雅人和马来人也是统治者平定乱事、维持地方安靖的常备军，石隆门华工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对面对挑战和生存威胁的华人来说，想要在这一片土地上谋生，就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政治庇护和权益保障来保有他们的财富和族群利益，甚至是生命安全。而在族群竞争中，达雅人和马来人也必须靠统治者的扶助才能扭转劣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如此一来，各个族群都必须尽力与统治者维持合作关系，在与其他族群力量相抗衡之余，也能藉此壮大本身的组织和声势。
另一方面，华人和达雅人之间也共享利益，尤其在经济层面上的合作更是唇齿相依，缺一不可。华人尽管不喜欢“浑浑噩噩，文化知识低落的土人”， 但还是需要达雅人的土产，达雅人厌恶诡计多端的华人，却又需要华人提供的日用品和食品。
而尽管各个族群间的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但每个族群都有一个他族无法逾越和介入的“社群地盘”，这是多元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便在异族通婚越来越普遍，族群识别越来越模糊的今天，各个族群内的“夷我之分”观念仍可在言谈举止之间明显察觉。
（二）族群关系简析
砂拉越华人与达雅人的族群关系可从以下几个范畴中窥得一二。
（1）经济-农耕和商业活动
A 农耕活动
布洛克政府鼓励并奖掖农耕活动，因此大多数南来华人都以务农为生。华人人口的增加，虽然有效地提高了砂拉越的农业所得，却无可避免的引发了更多族群土地纠纷和社会问题。
土地纠纷是布洛克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尽管布洛克政府的隔离政策使各个族群之间壁垒分明，但土地侵占和越界耕作事件仍时而有闻，而族群之间的土地买卖欺诈事件也让布洛克政府官员伤透脑筋。
早期华人和达雅人的纠纷主要是土地问题使然。1887年砂拉越宪报中所记录的伦乐土地纠纷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华农和达雅人之间的土地纠纷和冲突事件从不间断，从伦乐附近地区所开发的胡椒园数量来看，今后诸如此类的纠纷一定有增无减。
当地客家农户与达雅人的土地纠纷不断加剧，一度迫使当时的政府查尔斯布洛克亲自到石隆门审查这些事件。当然，对急迫想要拓展农耕经济的查尔斯而言，能够高度利用土地换取更高收益的华人才是砂拉越经济发展的先驱者，他宁可违反达雅人的土地习俗法，也不愿意妨碍客家农户的农耕活动。
初来乍到的华人不了解达雅人的土地习俗，他们急于垦荒，殊不知看似荒芜的土地却是达雅人世代相传的习俗地。土地纠纷和利益瓜分无法圆满解决，达雅人在上诉失败又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为保有土地，只好诉诸武力，以“巴冷刀”和长矛来做另一番的抗争，于是械斗、攻击、偷盗事件就接踵而来。
B 商业活动
除了农耕活动，商业活动也引发了不少族群间的问题。为了避免华人和其他族群杂居，衍生出种种社会问题，布洛克政府划清各族活动界限。为了避免各种欺诈拐骗之事，政府还进一步规定各个族群不得共处杂居，尤其不许华人匿居达雅人长屋之中，违规者一律重罚。1914年，一名达雅屋长因为允许华商住在长屋里而被迫交出15斤稻谷来抵罪。
早期华人在砂拉越的商业活动，除了在市集或商店里摆卖杂货以外，就以流动船贩最为常见。为了更严密监督华商在各地的商业活动，政府规定华商和船贩必须向地方官员申请准证，每个月必须到政府办事处报到并更新他们的营业准证。
对这样的一种做法，布洛克政府说，那是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华商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也为了保护其他族群免受华商的剥削和欺骗。
华人在砂拉越各地的商业活动直接冲击了马来商人的市场和所得，却也为内陆族群提供了另一种交易模式。1883年砂拉越宪报中记录了马鲁帝省长克劳（Claude Champion de Crespigny）的一段话：
…之前阿邦尼帕很反对古晋的华人到这里（马鲁帝）做生意，但现在却巴不得更多华人到这里来。他和他的族人（肯雅人）听到垦发（华人公司行号）工人报出的价码都吓了一大跳，因为最上好的黑棉布只卖两块钱。马来商人卖的布，最劣等的黑布都要三块钱…来自汶莱的一些马来人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说，如果华商继续用这种价码来做生意，他们就完蛋了。不过他们最气的是，垦发的工人竟然没有讨价还价，不压低价钱，一口气就用32块钱买下一麻袋的古塔胶。
华商带着布匹、食品和油、盐等杂货到内陆地区和当地人交换土产和林产。华商需要达雅人的原产品，而达雅人则依靠华商提供日常用品和其它物资。在交易上，除了物物交换和少数货币流通外，大多数华商都以赊账的方式来促销货物，保住固定顾客群并确保土产的持续供应。
商业上的交易拉近了华人和达雅人之间的距离，尽管不谙达雅语，一些商家仍能“比手划脚”来达成交易， 而原本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商业关系后来也渐渐架构起另一种相互依持的社会关系。
由于砂拉越内陆交通不发达，往来各地耗时费力，住在内陆的达雅人往往每隔一段时日才会带着各种土产，撑船到市区去换取日常用品和食品。
在我所收录的口述历史中，就有一些相当生动的叙述。先前家里经营杂货店的陈爱珍对当年店里的“拉子”印象深刻。
…拉子通常都是整群人来的，有时他们也住在我们店里。我们睡楼上，他们睡楼下，厨房各处随他们去睡。我父亲担心一些拉子会生事，在睡前会把他们的巴冷刀收起来，半夜也会起来看看。拉子一来，我们家的米就要收起来，只拿一些出来煮给他们吃。我们通常会从店里拿一些江鱼仔（小鱼干）、蒜头和大葱给他们配饭，他们会把大葱和蒜头剥成一瓣瓣，夹着江鱼仔配饭吃。
在他们钱不够用或有急用的时候，达雅人就会把长屋里比较值钱的东西拿来抵押，等他们有钱的时候，就拿钱来赎回他们的东西…。
当年大多数华人都做“拉子生意”，当然其中也不乏靠欺诈来赚取丰厚利润的奸商
以前拉子生意很好赚，他们不会算账，有些华人就骗他们。东西拿到长屋里去卖，明明只有12两，却说成一斤，那些拉子给华人“砍”到半生死。
为着丰厚的利润，华人船贩不顾生死的带着货物往返内地长屋，扩大了经济链，改变了内陆地区原有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模式，却也衍生出不少骇人听闻的社会问题，华人船贩惨遭杀害、砍头的案例不在少数。
（2）社会-文化习俗
异族通婚现象的普遍 ，强化了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却凸显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早期的异族婚姻多以离散告终，布洛克政府严禁华人携带本地女子回国，以免她们在异乡受苦。 然而，这样的禁令却塑造了无数个如“大禄士” 和“拉子妇” 般的悲惨人生，加深族群之间的仇恨。
当然，异族通婚也是文化融合的催化剂，尽管无法完全融合，却也促成一些砂拉越特有的超族群文化习俗，如节庆和婚丧礼仪。
（3）教育
向来注重教育的华人在南来后在各地兴建学校，教育下一代。根据1950年的统计数据，单是只有7万人的诗巫地区，在1948年前创办的学校就有111所之多。
学校，是传承文化、教授知识的所在，也是强化族群关系的机制。数十年来，砂拉越各地华小教育了华人子弟，也造福了不少达雅族子弟。达雅人入读华小的原因很多，但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却在潜移默化中修补了、促进了族群关系，这是相当可喜的现象。
（三）族群关系的转折点-万隆会议
砂拉越华人与达雅人的族群关系经历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洗练，从早期的紧绷与僵化到后来的谅解与包容，从无知排斥到了解包容，这其中涵括了很多主客观因素，而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的宣布是最主要的转折点。
二战前的砂拉越华人基本上仍徘徊在去留之间，他们以“侨居海外的中国人”自居，一心只想赚钱，衣锦还乡，他们心向祖国，关心的是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 对所在地没有归属感，更缺乏政治参与感，对族群关系自然也淡然处之。事实上，从砂拉越各地华人学校校名，如中华、建兴、中兴、华兴、光华、中国、兴华、汉光、民强、振华等就可以看出当时华人的国家认同感。
从砂拉越华人对反清革命、筹赈祖国抗日战争活动以及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乃至1950年间“回国青年热潮”的热衷 和在1946年砂拉越让渡事件中的冷漠就可清楚知道大多数华人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想法。不少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侨民意识”。
这样的“侨民意识”让华人在所在地固步自封，以华人社团和宗亲会形成的保护膜来隔绝所有“非华因素”，他们的主要社交活动都圈定在华社之内，即便与其他族群有互动，也仅止于点头之交，周遭的事都不关己，无需枉费心思经营。因为对他们来说，砂拉越始终是一个“客居”的地方。
1955年，星马侨领组织商业考察团到中国会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已清楚表明中国政府的意愿，即“希望华侨在外落地生根，遵守当地法律，争取当地公民权，参与当地政治活动。”
同年4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会议上主张“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重点应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所在国国籍。”
周恩来强调，“凡已经或自愿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侨，就当然丧失中国国籍，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是亲戚关系。华人成为所在国公民以后，应当效忠入籍的国家，应当同当地人民一道为所在国政治、经济独立和文化繁荣作出贡献。同时也希望海外华人为促进所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起积极作用，以利于促进我国同华人众多的国家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的宣布切断华人的归乡路，扭转了华人的政治意识，也改变了华人对所在地的认同感和他们的思维方式。
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定位改变了华族移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思索如何将他乡变故乡之际，他们也开始反思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及相处之道
当时虽然有一部分华人仍坚持效忠中国，但更多华人却认为既然祖国政府已经表明立场，华人就应该摒除回国念头，把砂拉越当成祖国，积极开展新生活，融入所在地的社群，通过各种管道维护这个新祖国的利益。
砂拉越华人在万隆会议前后的作为和态度全然不同，尤其在砂拉越政治上的表现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他们一改让渡事件中的漠然与冷眼旁观，在砂拉越掀起一股反殖浪潮。1956年，成立了诗巫各业职工联合会，1957年古晋华商职员联合会修改章程，易名古晋职工联合会，以求领导工人争取新祖国的独立。随后， 古晋和诗巫各地纷纷成立工人团体， 集合工人力量，剑指英殖民地政府。
除了组织工人团体，华人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地方议会选举，将触角探入砂拉越政界。
观念的改变使砂拉越华人面对现实，积极修复与其他族群，尤其达雅人的关系，在此期间，砂拉越的族群关系着实跨前一大步。1959年，砂拉越华人商家和工运领袖结合达雅人组成砂拉越首个跨族群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强调不分种族，以促进多元民族和睦共处并效忠砂拉越本邦为宗旨。
尽管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后来走向共产党，也逐渐成为以华人为主导的华基政党路线，但相较于1962年成立的砂拉越华人公会，简称“砂华”，人联党所涵括的范围和对象更大、更广，在后来数十年的砂州政坛上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而此后，砂拉越政界也出现越来越多华人代表。1970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与土著党联手组成联合政府，虽然一些人并不认同这个决定，但此举维护了砂拉越政局的稳定，进一步保障了砂拉越人民的生活和权益。这也说明砂拉越华人所寻思的不再只是本身族群的利益，他们已经清楚意识到，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有赖于全民的团结与努力，这也是足以维系砂拉越良好族群关系最大的力量。
六、结语
早期的锚泊时代，“客居”华人和达雅人，甚至和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及关系（无论依附或抗衡）多建立在利益之上，无论是对立或友好，都和个人及族群利益脱离不了干系。
因此华人用杆秤换取财富，用财富换取保障；达雅人则用巴冷刀兑换权益，用权益保障生活。那是一段杆秤（钱）与巴冷（权）的锒铛对决。
万隆会议后，砂拉越华人开始寻思自我的定位，从客居到定居，从冷漠到热衷，从排斥到面对，甚至接受，华人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确认了本身的国籍和身份，踏踏实实的将这一片异乡变成自己的故乡。
对砂拉越华人来说，他们不再是人在砂州，心向中国的“原乡人”。 他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砂拉越人，他们必须顾及其他族群的利益和福祉，打造一个互惠互利的和谐社会才能确保整体的安定与进步。
如此的思维转变对砂州的族群关系有很大的助益，也推动了近代砂拉越在各方面的发展。
砂拉越融洽和谐的族群关系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2014年大马首相署部長丹斯里佐瑟古律（專司國民團結）就曾呼吁西馬西馬半島人民向沙巴和砂拉越的大馬人學習宗教容忍及種族和諧。
“容忍”是東馬的多元民族與宗教的社會能和平共處的方程式，他們沒有抱持“自以為是”的態度。在東馬，人民的日常生活，已跨越種族及宗教的界線和藩篱，真正的和諧已成為一種日常文化，他們可接受不同的文化，一戶家庭信仰不同的宗教，或異族通婚，都不是問題。”
而随着砂拉越现任首长丹斯里阿迪南对华人身份和华小贡献的肯定， 华人早已成为土生土长的砂拉越人，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族群同存共荣。
中国著名社会学者田汝康在他1949年的《砂拉越华人报告书》中呼吁殖民地政府“…只有给新移民在所在地发展的机会，让他们真正参与所在地事物，完全分担社会责任，他们才得以开始着手打造一个全新的环境和氛围，如此才有可能让新移民社群对滋养他们的侨居地衍生出一种新的情感。”
32年后田汝康再访砂拉越，欣见当年的愿景已成事实。实际上，华人需要的不只是殖民地政府给予的机会，砂拉越华人的自觉自知给了自己和政府以及这片土地一个进步的机会，那才是真正的进步动力，而随之而来的良好族群关系则是砂拉越最大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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