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英成教授---砂拉越華人宗族社會組織結構與形態

砂拉越是马来西亚土地面积最大的一州，与马半岛的土地面积相近。但人口则只有二百三十万，可谓地大人稀。早年华族移民来自闽粤两省，迄今约六十万人。华人的后代迄今仍在这土地上勤劳作息，努力求存求进步。各种地缘，血缘、业缘社团组织为团结族人而相继成立。宗族组织（宗亲会）分布在砂州三大省份间，与地缘组织并存，形成华人社会一大特色。

宗亲会是以同宗为基础结合而成的社团组织，它像同乡会（地缘组织）一样存在于早年中国的都市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就宗亲会与同乡会来说，一个地区的同乡人口往往比宗亲会人口来得多。同乡人口操用相近的方言，而宗亲人口可能来自许多不同的籍贯，但在血缘上则较为亲近。因此在传统的中国城市常见的还是地缘的会馆居多，在东南亚国家也如此。大型的同乡会馆，会员多，组织大，拥有更多的资产。宗亲会则是晚近才普遍化的一种团体组织。以砂拉越来说，广惠肇会馆在1853年成立，而后潮州公会与福建会馆于稍后也相继成立。但宗亲会最早成立的古晋梅山公所沈氏公会，则迟至1933年成立，田氏公会在1949年成立。这是古晋最早的宗亲组织。在古晋，梅山沈氏与田氏以福建诏安籍居多。

宗亲会以崇尚孝道及通过宗亲组织联络宗亲互助为本而兴起的，这类宗亲组织显然与中国的宗族制度互为关连。在海外宗亲会已形成华人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她的重要性与所发挥作用，基本上还在地缘性的会馆之下。宗亲源自于同宗血族，在中国华南地区的闽粤两省，许多村庄是单姓家族，或以某姓为主的家族聚居。村落是乡村社会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以福建诏安县为例，陈、林、沈许等大姓，往往形成单姓的一个聚居地。中国新政权建立后，姓氏混居才逐渐多起来，但也只有少量新聚落为杂姓聚居。

在早年的中国，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乡村中不同姓氏为了争夺田地或某些利益而发生群体械斗。河南陈盛韶的《问俗录》可以看到漳州和泉州地区的村民以好斗著称。有组织的械斗在福建非常普遍。陈盛韶在《问俗录》卷四写道：“关于诏安的材料，其中谈到，在诏安，位于大族附近的小族，田园种植，须得大族人为之看管，方保无虞。其利或十而取一，或十三而取一，名曰包總。否则强抢偷窃，敢怒不敢言。”另一学者刘兴唐指出：“首先，弱小宗族的成员不得不小心翼翼，迁就他人。稍有疏忽，即遭毁损。他们无力自保，个人安全没有保证。其次，财产没有保障，可能为人侵占和掠夺。”（注）

早年的中国乡村社会是如此大族欺辱小族，以至小姓必须团结自保，组成某种乡村团体。延自到海外的华族移民，组成各种地缘与血缘的团体，互助以求存。

中国乡村社会，特别是闽粤两省，村民聚族而居，有他的客观因素。例如客家人由于语言、风俗诸方面的差异。当他们为生存迁徙入闽为着争夺土地与生存空间，经常与当地先民发生冲突，福建的所谓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客家人对于血缘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形成了极强的家族凝聚力。求生的本能促使人们去寻求得以自保和自卫的力量，而最自然，最易获得保护力量是血缘团体。而长年的主客之争，也促使福建居民注重聚族而居和发展宗族的势力。

恩格斯曾说过：“同氏族人必须互相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假使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么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注）这种复仇的械斗，在中国旧时的华南地区，常有发生。在社会控制不及或脆弱的地方，血缘关系形成宗法制度，进而演变外化为一种社会秩序。

宗族的迁徙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还是血缘，因此宗族往往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一点在闽粤农村尤其重要（Freedman1958 ,1966）一个移民社会要有足够的人口建立宗族，在理论上至少须具备下述两个条件之一：举族迁徙或足够的世代繁衍。（林圯埔180页）

 举族迁徙的可能性极少，但近亲族人集体移民则异常普遍。老越廖氏，古晋诏安田氏是明显例子。当然同乡在移民海外之后，也多有同一方言群同居一地的普遍现象，这种集同乡又同一宗族的聚落，在二战前的古晋与诗巫乡镇也普遍存在。

在二战之前，古晋的诏安人则几乎是集中居住在实加玛地区，他们在这里耕种养殖，少数在市区从商。而田姓族人也集中在这一地区营生。笔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社会调查：如田氏三房与四房近亲居住同一地区非常明显，他们在诏安田厝村互为邻里，移民古晋之后也互相照应。

在砂拉越的边境县镇老越（Lawas）,这个县的居民以廖姓居多。在二战之前，廖姓大约占有移民群中的六成以上（约60多巴仙），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由于拉让江流域乡镇受共产武装活动影响，地区时有戒严，乡镇上的福州籍居民开始大量移居外地，民都鲁、美里、林梦及老越地区涌现了大量福州籍华人。虽然如此，迄今老越闽南属的廖姓居民仍然偏高。

廖姓移民来自泉州府安溪县，在家乡时或是近亲邻里，联袂移民海外，这样可以互相关照，他们操同样的闽南语，同样的生活习俗，他们在商业营运可以互相照顾，形成一个海外的宗族社会。

早年海外移民，同族聚居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主要是那时的海外，诸如马来半岛或新加坡，经济落后，求生困难，人们在生活上不得不依赖同族同宗的互持。郑振满教授在谈论这一现象时指示：清代台湾虽是新开发的移民地区，同族聚居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这是因为，在大陆移民渡台之初，为了协同应付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往往是同乡同族结伴而行，或是先向渡台的同乡同族相互援引，因而从一开始即已形成同乡同族相对集中的趋势。清中叶以后，在一些开发较早的地区，不同祖籍及族姓的移民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势力较弱的一方往往被迫迁徙到同乡同族人数较多的地区，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同族聚居规模的扩大。（注）

建立宗祠.修族谱

台湾学者唐美君曾经指出，中国的宗族是世界上少见的亲属组织，其重要特性之一是同时兼有血缘、地缘及“共利”这三种社会组织原则。（参见唐美君：《台湾传统的社会结构》，1981）

宗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宗族制度曾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的纽带，有效地发挥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族人长期守望相助。早期海外华人社会，家族制度、宗族组织一直延续，并在异国他乡生存并取得成功。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的时候，海外宗亲团体纷纷回乡祭祖、寻根，再度加强了宗亲的联系。重修族谱也展现寻根工作的积极性。

海外的宗族社会构成，基本上溯源自中国宗亲家族，这种血缘上的组织历经数百年的海外的社会变迁，对宗族组织成规带来不小的冲击，既使在中国，自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数十年，宗族社会也不复如二战之前的凝聚力，明显的是宗法制度的改变。

宗族组织以建立宗亲会馆，崇奉祖先为主，但海外的宗亲组织却少有建立宗祠。在砂拉越除少数几个宗族有建立宗祠，如沈氏在古晋及美里皆建有宗祠，在年节时祭拜祖先。田氏则选定一个祖公诞生日（农历五月十九日）作为祭拜祖先的日子。在中国福建诏安田厝村，那是田氏聚居之地。田厝村建有宗祠以备宗亲祭祖。田氏宗祠的对联是“蔴里石沙合一宗而永大，宝和兴盛分四户以连枝。”诏安田氏祖辈有四个兄弟，也就是四个房系。他们在田厝村繁衍生息，三房和四房子孙移居到砂拉越甚多，迄今在砂拉越古晋及美里皆有田氏公会组织，客家惠来田氏族人也参与这一公会组织。在族谱辈分方面，诏安田氏与惠来田氏也都可以清楚联系分辨。

砂拉越华族人口只数十万人，但由于南来已历一百多年，地缘组织与宗族（血缘）组织已相当普遍。即使一些人口不多的姓氏也有组织宗族社团。华南地区的宗族社会在此仍具有明显迹象。

众多的宗族社团，其宗族姓氏来自哪个省、县，这里简列一表：

沈-------诏安、潮州、客家。

田------诏安、广东惠来、福州（少数）。

贝------以客家河婆为主。

温------以客家河婆为多。

江------广宁、福州。

方------以福州为多。

蔡------客家河婆、福建海澄为多，潮籍少许。

陈------陈姓为大姓，来自多籍贯。

刘------来自多籍贯。

许------来自多籍贯。

黄------来自多籍贯。

李------来自多籍贯，以客家为多。

张------来自多籍贯。

符------海南。

廖------福建安溪为主。

杨------来自多籍贯，以客家为多。

砂拉越宗族组织，依据各种姓氏组织，由单姓组成，单姓中有分开为某一省县的姓氏。如古晋梅山公所沈氏公会，成员乃诏安县人，潮州沈氏公会会员则来自广东省潮州府邑。江夏黄氏公会会员为黄氏人士，但另有组成福建闽清龙峰黄氏公会，会员则是来自福州闽清龙峰乡人。但大多宗亲组织则是来自各省县的同姓氏族。

联宗的宗亲组织在砂拉越也不少，诸如六桂堂（方、汪、江、翁、龚、洪），古城会馆（刘、关、张、赵），舜祖公会（陈、田、姚、袁、胡、苗）等。

联宗组织，通过多个相联系的姓氏，试图追溯继嗣的古老渊源，以及广阔的婚姻网络是中国华南地区的另一特色。例如在广东，作为弱小宗族的胡姓和袁姓与陈氏大族的联合是基于他们都是舜帝的后代。而陈、田原本是同系，只是在春秋时代战乱而分开避难。

       

结语

本文旨在研讨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宗族社会与社团组织的形态。这一课题迄今仍少有论著。作者初步的研究，尚须对早年中国海外移民的宗族组织，延伸砂拉越或马来半岛就此课题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从略)

参考文献

1.   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日）濑川昌久著钱杭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闽西客族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杨彦杰著

4.  《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周大鸣等著

5.  《义序的宗族研究》          林耀华著

6.  《砂拉越的华人》              田汝康著

7.  《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陈支平著

8.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莫里斯.韦里德曼著（刘晓春译）

9.  《客家的宗族社会》    孔永松、李小平著

10.《林圯埔》     庄英章著

11 .《问俗录》陈盛韶著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2015年5月

(婆羅洲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 广西民族大学郑一省教授----印尼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初探

二战以后，随着印尼的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印尼华人社会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其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所谓印尼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即印尼华人社团名称、宗旨与功能的印尼化。与传统的华人社团不同的是，在地化的印尼华人社团不是以中国原乡的地名，而是以印尼某地的地名或校名作为其社团的名称。除了名称印尼化外，这类印尼华人社团的宗旨、功能等都与传统的社团有所区别。在地化的华人社团有许多类型。既有以印尼具体地区或县市名称命名的社团，也有以印尼的某些学校或地域的象征特征命名的社团。在地化的印尼华人社团虽然在印尼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但更多的是在印尼的雅加达，以及外岛地区。在地化印尼社团的建立，主要是发生在后苏哈托时期。这类社团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华人社会的某些特征，而更主要的是印尼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与文化认同变迁的结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一样，印尼华人社团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一样，印尼华人社团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二战前的500多个，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2100多个。在苏哈托时期执政时期，印尼华人社团作为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受到打压，除以少数基金会为主的华人团体保留外，还残存一些姓氏（宗族）和慈善等社团。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印尼进入民主改革的转型阶段，而接任的哈比比政府解除了党禁，政治环境比以前宽松。从1999年10月瓦希德获当选总统，一直到梅加瓦蒂、苏西诺上台执政以来，各届政府实行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方针，为华人社团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空间，各地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印尼的华人社团有700多个。其中，以印尼某些地域或某些学校命名的华人社团不断产生，成为当代印尼华人社团的一个特殊现象。

一、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类型与特点

有关印尼华人的在地化社团何时出现，由于目前调查尚未深入，所以不能获得准确的信息。不过，从一些在地化华人社团的历史资料来看，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例如，以坤甸地方特色命名的“赤道基金会”，3便诞生于1998年。赤道基金会的一位创立人在选举第五届监事领导人时这样回忆道：

“赤道”这个由西加里曼丹旅居雅加达的人士，以高度的热心组成的团体，从开始第一个活动算起，经历了十五个年头。首次的活动是筹备举行西加乡亲演唱会。当时是1995年，还是新秩序执政时期，仍禁止华人集会结社，有时在家招待客人，超过十人以上时，也耽心会被警察追究，何况要召集上千人的集体活动呢。

也是时机恰巧，正当西加一群乡亲跃跃若试筹备演唱会，欲行又止之际，恰逢我国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十周年金禧之年，新秩序政府宣布开放给个阶层人士筹组庆祝活动。这群热心人士雀跃而起，毅然组织庆祝单位。参加工作的义工竟达一百多人。当时，位于加者玛达大厦内的沁园大酒店（即今Millenium大酒楼），特别提供会议室作为监事会所开会。从此，“赤道之音”为名的演唱会于1995年实现了心愿。接下去1996—1997年，在苏第约诺少将监护下，连续再次在沁园酒家演出成功，都获得乡亲们热烈的支持和参与。1997年第二次演出后，乡亲们即开始筹备组织合法社团，获得91位西加各地知名人士参加，捐资创立了“赤道基金会”。1998年我国民主改革后立案于公正人事事务所，于1999年9月19日举行会所典礼。从此西加旅耶人士，有了“乡亲之家”，写下了赤道基金会历史篇章，为西加旅耶乡亲们构建了回馈家乡疏导福利的渠道。

从这位监事人的回忆录来看，印尼华人在地化的社团成立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印尼与中国的关系逐渐恢复，特别是自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的民主化进程加快，当地华人的生存空间渐入正轨，多种因素促使了包括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产生与发展。

（一）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类型

与传统的社团相比，印尼华人的在地化社团既有与传统的社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所谓印尼华人社团的在地化，是指其社团名称、宗旨与功能的印尼化。与传统的华人社团不同的是，在地化的印尼华人社团不是以中国原乡的地名而命名，而是以印尼某地的地名或校名作为其社团的名称。除了名称印尼化外，这类印尼华人社团的宗旨、功能等都与传统的社团有所区别。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同乡会

同乡会是以地缘为主要联系纽带而形成的社团。这种同乡会，与以往华侨所成立的同乡会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以早期华侨原乡为名称，而是以当今华人所出生或居住的印尼某地域或地方的名称而命名。例如，孟加映同乡会、三发旅耶乡亲互助会、锡江旅椰乡亲联谊会、雅加达先达同乡联谊会、苏北丁宜旅椰同乡会等等:

孟加映同乡会--加里曼丹,坤甸(2001年)

三发旅耶乡亲互助会（同乡会）--原居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3年)

锡江旅椰乡亲联谊会--原居地苏拉威西岛,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4年)

雅加达先达同乡联谊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8年)

苏北丁宜旅椰同乡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9年)

东爪哇仙谿总会--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1年)

山口洋福律旅椰乡亲会--原居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0年)

三马林达旅椰同乡会--原居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9年)

西利勿拉湾旅棉同乡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棉兰(1998年)

司马委明灯德朗同乡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15年)

马达山同乡联谊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棉兰(1999年)

望加丽旅椰同乡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5年)

邦加同乡联谊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0年)

西加邦戛地区乡亲会--原居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8年)

亚齐旅椰同乡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1年)

西加邦加宁（Menjalin）乡亲互助会（乡亲会）--原居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7年)

亚齐瓜拉新邦旅雅同乡联谊会（联谊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5年)

奇沙兰同乡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7年)

坤甸新埠头旅椰同乡会--原居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8年)

丹绒勿拉哇同乡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10年)

雅城先达同乡公会--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1年)

2、校友会

校友会是以学缘为联系而成立的社团，这类在地化社团比较多，应该占在地化华人社团的主要部分。它是当今华人为了纪念以前在印尼各地读书时的华文学校，联合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校友而建立起来的社团。比如，巴中校友会、旅雅玛中校友联谊会、振强一家校友会、八华校友会、侨众校友会、兴安校友会、新华校友会、中华中学校友会、中公校友会等等。

印尼华人在地化校友会:

八华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8年)

巴中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9年)

旅雅玛中校友联谊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0年)

旅椰坤甸振强校友会--学校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1年)

侨众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泗水(1999年)

中华中学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0年)

中公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1年)

三民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2年)

梦华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泗水(2000年)

楠榜旅雅校友会--学校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3年)

醒民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0年)

旅雅山口洋南中校友会--学校原居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4年)

新文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3年)

老平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9年)

三马林达旅雅华校友会--学校原居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5年)

旅雅邦加烈华校友会--学校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4年)

万隆旅雅侨中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1年)

勿里洞旅雅建新校友会--学校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2年)

西加邦戛旅雅中华中小学校友会--学校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2年)

老华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亚加上(1999年)

北加浪岸华校校友联谊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0年)

群进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1年)

群益校友会--学校原居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0年)

钧陶校友会--学校原居地地爪哇 雅加达(2003年)

棉兰苏东中学旅椰与海外五联学友会--学校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2004年)

苏北先达先华校友会--学校原居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棉兰(2009年)

三、基金会

除了以印尼某地方或学校命名的同乡会和校友会外，还有一些以印尼某地域特征命名的基金会。赤道基金会、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万隆圣光道观基金会、就是这种类型。赤道基金会其实是迁移至雅加达的加里曼丹坤甸华人组织的。之所以要取名赤道基金会，是因为坤甸刚好是赤道线经过的地方。在现今的坤甸，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赤道线纪念馆，向世人开放。除了这类基金会外，还有一些是以某地域的宗教或养老院场所命名的。比如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万隆圣光道观基金会、三宝垄万福宫基金会和勿拉湾老武汉德慈善(老人院)基金会等等。

印尼华人在地化基金会:

赤道基金会--原住地加里曼丹,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7年)  

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万隆(1983年)

万隆圣光道观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万隆(1987年)

三宝垄万福宫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三宝垄(1990年)

勿拉湾老武汉德慈善(老人院)基金会--原住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勿拉湾(2000年)

雅加达苏曼佛教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西区Cideng Barat街8号(1989年)

三宝垄大觉寺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三宝垄(1987年)

雅加达老子街卡里姆·黄(Karim Oei)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86年)

马吉朗隆福庙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日惹(1988年)

民礼镇元寺基金会--原住地苏门答腊, 成立的地点民礼市(2001年)

三宝垄泽海庙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三宝垄(1986年)

万由玛斯文德庙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万由玛斯县(1985年)

CAHAYA SAKTI基金会--原住地爪哇, 成立的地点雅加达(1998年)

（二）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特点

传统的印尼华人社团，其名称是以华侨的原乡而命名的，如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共有15个成员，其分别是南安同乡联谊会、晋江同乡会、永春同乡联谊会、印尼许氏宗亲总会、永定会馆、福清公会、金门互助基金会、印尼安溪福利基金会、东方音乐基金会、龙岩同乡会、吉祥山基金会（福州同乡会）、兴安会馆、同安互助基金会、印尼林氏宗亲联谊会，印尼惠安同乡联谊会。这个福建社团联谊总会既包括了一些宗亲会，但主要是以原籍福建各县市命名的同乡会。

与传统的印尼华侨华人社团不同的是，在地化印尼华人社团主要是以当地的某区域的名称而建立的。从在地化印尼华人社团来看，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同乡会、校友会和基金会。这几种类型的在地化华人社团，既与传统华人社团有一些共性，也有其各自的特点。

同乡会，是较能反映华人社团在地化特征的组织。这里社团，大多数属于移民社团。换句话说，这种社团的建立似乎是“复制”了华人先辈建立社团的模式，即一些从不同地域移植到一个城市的老乡们建立的。不过，这种同乡会并非以中国某地域的地名，而是以当今印尼华人在其某地域出生或居住的地名而命名的。这类同乡会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大多是在雅加达建立的，是外岛华人移民该地的产物，大多被冠以“旅椰”（雅）。地域细分化也是这类在地化华人社团的另一个特点，许多社团不仅是代表某一个大区域的组织，而且有许多是很小地域单位的组织，比如坤甸新埠头旅椰同乡会，它其实是坤甸某一个地区新旧商业区（居民区）的别称。

校友会，是构成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主要部分。这类社团的特点，一是在印尼各地都有分布，但主要是在雅加达建立，其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移民社团，许多这类社团也被冠以“旅椰”（雅）；二是这类社团大多数是纪念苏哈托执政时期被查封或取缔的华文学校而建立起来的。比如，雅加达八华校友会成立于2001年。八华学校是印尼最早、也最有影响的一所华文学校，由印尼中华会馆创立于1901年，最早叫中华学校。1905年，印尼华人李登辉创办的英文学校并入中华学校，成为印尼最早的一所中英双语学校，因为学校位于八帝贯街，所以1905年易名为八华学校，后一直沿用。八华校友会成立后，直接推动了后来八华学校在2008年的成功复办。

基金会，也是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组织。这种社团的建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地域的特征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如赤道基金会。还有一类是当地华人庙宇所建立的基金会。这类基金会，在在地化华人社团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些庙宇都是在印尼本地兴建起来的，它在华人社会中发挥着文化中心的作用。除了以某地域特征和以当地庙宇建立的基金会外，还有一些以校友会为基础建立的基金会，比如CAHAYA SAKTI基金会。它是雅加达中华中学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所学校创办于1939年6月12日，后在1965年被迫关闭。1980年，原该校的几位学生与老师，商议共同出资创办了CAHAYA SAKTI基金会，成立了常务理事会，并推动着中华中学的重新复办。然而，由于内外一些原因，中华中学复办计划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

二、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功能与跨国网络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 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 人们有组织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的社会团体。社会社团是人类社会的交流与互动现象, 是人类社会体系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 随着人类社会利益的分化、复杂化、多样化,以及应对自然或人类社会本身的各种挑战，人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加快，社团得到较大发展, 其功能日益凸现，社团的跨国网络得以形成与扩张。

（一）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功能

功能主义人类学认为，功能是一种需要，特别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文化，它作为人类所需要的催生物，其主要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与衍生的需求。与传统华侨华人社团一样，在地化外华人社团的功能也十分广泛,除了为同乡同窗人士提供福利和教育上的帮助之外,还十分关注主流社会的自然灾害及民众的疾苦。

1、 向同乡同窗提供福利和教育上的帮助

为同乡提供福利和教育上的帮助，是在地化与传统华人社团的一个共同点，作为在地化的华人同乡社团，最重要的也是关心其同乡的福利。例如，锡江旅椰乡亲联谊会成立以来，除了联络乡亲、加强团结、互助互爱，捐赠孤老院和给华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等。2015年3月28日上午，锡江旅椰乡亲联谊会银会近百名会员回到故乡，前往锡江Pangamasean爱心孤儿院及老人院慰问孤老，给老人和孩子们送去了善款、纱笼、浴巾、文具、玩具、食物等必需品。

在教育方面，在地化华人社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关怀下一代的成长。赤道基金会建立后，一直对本社团的同乡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从2004年起，赤道基金会启动了扶贫教育工程。除了颁发助学金，也支持修建华文补习所，带动各乡里兴建华文教学校舍。赤道基金会还根据实际，提出了“国文精深化，华文普及化”的理念，从原定只资助九年基础教育，也同时推行资助高校奖学金的方案，资助学生的人数逐年增加。2004年至2011年赤道基金会扶贫教育受惠生总数达4223人，其中2004年为119人，2005年为176人，2006年为498人，2007年544人，2008年762人，2009年为60人，2010年为763人。

2、参与当地社会的济贫救灾活动

在地化华人社团由于诞生在当地，其较为主动走出华人社会的小圈子,积极地参与面向当地国大社会的济贫救灾活动,从而有效地增进了民族情感,民族之间的和谐。

 2002年西加里曼丹各地发生严重水灾，西加旅耶各社团、乡亲会、同学会，在赤道基金会和山口洋同乡会统筹下即联合进行赈灾工作。在西加各地社团负责人协助下，及时把救灾物品送至各灾区赈救灾民。救灾结束后，于2003年3月初旬，在赤道基金会所成立了西加旅耶乡亲赈灾委员会，当时推选官德添、黄石和、陈绍秋三人共同负责执行工作，各方人士捐来的赈款，交给赤道基金会保管，若有天灾将及时援助。2004年2月2日，赈灾委员会召开年会，报告财政收支，及讨论西加三发地区发生水灾问题。当时得到孟加映乡亲理事会报告及三发县县长电传通知该地灾情严重，受灾地区有六个乡镇，三十个乡村灾民计有5944户，赈灾委员会即日决定，透过三发旅椰互助会经手委托三发互助会负责人进行实地了解，然后由三位理事人共同决定从去年救灾款中拨出2500万盾，交三发市互助会购买十吨大米给三发县政府发放给灾民。

自2010年起，锡纳朋火山反复喷发，迫使当地受灾居民到收容所避难。马达山同乡联谊会自火山爆发一开始，发起组织了一个“锡纳朋关爱行动小组”与当地的一些华人社团联袂前往卡罗县9个灾民收容所分发赈灾物资，包括大米、食用油、咸鱼、蒜头、辣椒酱、酱油、以及现金。2014年12月，锡纳朋火山再度爆发，马达山同乡联谊主席黄耀汉呼吁雅加达和苏北各界人士继续为锡纳朋火山灾民提供援助，直到火山喷发停息为止。他阐明，分发给锡纳朋火山灾民的援助物资来自关心灾民困境的雅加达社会人士和旅居雅 加达的苏北各界人士，其中包括企业家、社团和宗教界名流。据统计，马达山同乡联谊会、警方和卡罗社群协会被信托统筹收集和分发援助物资，总值3.75亿盾的援助物资包括2亿盾的生活必需品和洗浴用品 ，以及 1.75亿盾的现金。

为了解决灾民的子女上学问题，马达山同乡联谊会和警方联手在卡罗县一些受灾村庄建立了学习之家。自2015年1月开始推广以来，广受当地民众赞赏，还未建立学习之家的地区也表现出强烈的期待。身为马达山同乡联谊会，也是卡罗社群协会（HMKI）成员的黄耀汉认为，继续为学龄儿童提供教育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特别是受灾地区的儿童，无论灾情多么严重，他们还是应该接受教育。

（二）印尼华人在地化社团的跨国网络

在当今世界，社团的国际性整合与环球化的趋势方兴未艾,成为主导当代海外华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潮流。与传统的华人社团一样，在地化的印尼华人也将社团的国际化视为一种维系地域文化认同，扩展自己的商业与社会网络的新机会。

许多在地化的印尼华人社团，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建立了海内外的联系。或经常召开国际性的联谊会议，加强乡谊和同窗之谊，扩大关系网络。2009年10月3日，印尼苏北先达先华校友会在雅加达成立之际，邀请了来自香港、先达、雅加达、泗水、棉兰、楠榜、巴谭、巨港等地700余名校友，呼吁全体先华校友发扬母校精神，和谐团结，与全体先达人肩并肩，为家乡先达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2012年，印尼苏北先达同乡联谊会和苏北先达先华校友会与其他先达人社团共同组织发起了“2012年先达人相聚北京”活动，该次盛会在北京国际饭店顺利召开，6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先达乡亲欢聚一堂，聚首谈心，加深理解，增强友情。122015年3月22日印尼苏北先达同乡联谊会举行了《2015年世界先达人相聚雅加达》筹委会在雅加达太阳城国际大酒楼隆重举行庆典活动，这次庆典主题为“先达一家亲”。出席者有前总统顾问、外交部中东事务司希拉拉希（退休）将军，先达市长代表威斯里等嘉宾及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中国、香港、台湾及印尼各地区先达乡亲1200多人。

这种共有的地域、历史、文化与相同的背景，成为维系当代印尼华人的一个共同纽带。而印尼在地化社团在全国，乃至建构一种跨国网络，开展世界性联谊活动,“通过强调某个特定的方言或地缘群体的特殊性以及有关的文化活动,则为世界各地的同乡同宗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并强化这种群体意识的机会”。

结语

印尼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实际上是印尼华人多重认同或叠合性认同的充分体现。自二战后，特别是印尼苏哈托上台实施了对印尼华人的强制同化政策，再则随着印尼华人融入主流意识增强，已实现了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印尼华人在地化程度加深，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地域是一个广阔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们生活的自然居所，还包涵发生在该地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地域认同不单是对居住地的认同，更多的是以文化为载体附着在空间的一种意义认知，是一种归属感。地域认同是“一种心理地理学概念，是一种移民对地域的感知，这种感知不是空间本身的作用力的结果，是移民对地理空间的亲近力；这种亲近力是由于移民在一定空间中具有个体经历、亲人、生存机会、社会网络等归属感元素或者变量而对地理空间产生的一种感知”。由于印尼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加快，特别是对于生于此而长于此的印尼华人，对中国祖籍地的记忆或只是祖辈们的告诫，或只停留在他们的口头上，实质上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或模糊的印象，因此那种以中国祖籍地为基础的旧式同乡会或宗亲会等组织在他们看来，其重要性便日趋下降了，而他们目前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的一草一木，才是他们向往的心仪之地。同时，因移居历史、文化传统和族群构成的差异，以及散居地域明显差异性，印尼华人往往被贴上了爪哇华人、棉兰华人、坤甸华人、邦加华人等地域标签。这种受到在地属性分化的影响，华人为保护各自族群利益的“在地化”组织便诞生了。

(婆羅洲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 林青青博士----杆秤与巴冷的锒铛回响---浅谈砂拉越华人与达雅人的族群关系进程

提要：在砂拉越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族群关系向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它甚至成为疆土安靖与政权稳固的关键因素。

本论文以砂拉越近代史为背景，在口述历史的引述下，略谈布洛克时代（二战前后）及战后60年间，在各种内外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砂拉越华族与达雅族之间的族群关系，尤其近20年来族群关系的改变与进程，从中剖析砂拉越华人的自我定位及身份认同问题。

一、前言

中国人早在二世纪就已经到婆罗洲各地与当地土人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商业交易。然而，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移民热潮” 却从根本上改变了砂拉越的社会面貌和族群关系。

华人，这个砂拉越近代社会中“异军突起”的族群成为布洛克政府巩固政权、开疆拓土的“主力军”。以经济利益为着眼点的布洛克政府积极鼓励华人开垦土地，推动砂拉越的经济发展，以期财库丰裕 。只是，在达雅人眼中，华人在砂拉越的垦殖活动却是侵占土地、剥夺既得利益的行为。因此，早期砂拉越各族群间冲突不断，械斗事件时而有闻。在布洛克政府的“分化”、“隔离”、“监控”等政策下，除了商业交易之外，华人与达雅人之间的双向接触并不多，尤其在城镇地区更是壁垒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早期大多数华人移民都志在“淘金”，终其一生所期待的就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风光。然而移民们哀伤悠远的“还乡曲”却随着1955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宣布戛然而止。

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定位改变了世界各地华侨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思索如何将他乡变故乡之际，他们也开始反思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及相处之道，而所在地的政治与族群生态也从此改变。

割舍原乡的锥心之痛在迫人的现实生活中发酵为一股强韧的动力，砂拉越华人更积极的透过各种管道与其他族群斡旋、共处，务求在这一片江河泽林之地落地生根，绵延子孙。

而砂拉越的族群关系也从最初的恐惧、避忌、对立转为后来的相互依存，进而兼容并蓄、异中求存，到如今，沉淀为一潭清香佳酿，这之间所掺杂的是超过一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进程。

二、砂拉越与砂拉越族群简介

砂拉越（Sarawak）位于婆罗洲（Borneo，旧称渤泥，为世界第三大岛屿）之上。砂拉越的地形可分为沿海沼泽地带、中部丘陵地带和内陆山区，沼泽林约占砂拉越面积的五分之一。

地处赤道的砂拉越在气候上非常湿热，终年高温多雨，属典型赤道型气候。每年3月到10月为旱季，11月至次年2月间则为雨季。丰沛的雨水和特殊的地形构成交错密布的河流。河流自古以来是砂拉越人的命脉，砂拉越境内河流多，一些外国学者甚至称砂拉越为“江河之邦”（A Land of Rivers） 海洋，开启了砂拉越的对外关系，江河则带动砂拉越的历史进程，孕育出一汪璀璨多元却又平和的族群文化。根据2010年马来西亚人口普查结果，砂拉越境内总人口为239万9839人 ，共有27个不同的族群 。达雅人是最大族群，其中伊班人最多，占总人口的29%。

“达雅人”这个名词常常出现在砂拉越各种文献资料和官方档案中。若按达雅人的解释，“达雅”一词指的是“人” 。

为了方便统治、监管，白人拉者-布洛克王朝（Brookes Monarchy）的拉者（Rajah,一些人将其译为“拉惹”，国王或统治者的意思）将达雅人进一步分化为海达雅和陆达雅。 

“达雅”（Dyak, Dajak,Dya,Daya）这个名称据说是源自荷属加里曼丹 。白人拉者将砂拉越境内较为温驯顺服的部族归类为“陆达雅”，并善用他们来对付民风彪悍，桀骜难驯的“海达雅” 

一般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学者都惯以“土著”或“原住民”来统称并界定达雅人的族群地位。实际上，不少达雅人都自认本身的先祖是外来人，就以泗里末伊班人来说，其中一些口传历史甚至自称先祖来自印尼和中东地区。 因此，套用“原住民”或“土著”来统称达雅人实属不宜。为了尊重达雅人的口传历史，本文将改以“达雅人”一词来统称砂拉越境内的“土著族群”。

值得一提的是，砂拉越华人惯以“拉子”来称呼达雅人，虽然至今“拉子”的意义和起源无从查起，一些人认为这个名词带有贬义，但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对达雅人的惯称，这个名词也常见于砂拉越华人作家的作品之中，旅台作家李永平的《拉子妇》就是其一。 

三、砂拉越历史中的华人

根据中国古籍和东南亚历史记载，早在西元前二世纪（汉朝）就有中国人南下婆罗洲经商 。他们利用帆船运载玉石、铁器、大瓮和青铜器及黄铜器皿到婆罗洲来与当地人交换各种土产、香料、树脂、兽皮、兽牙、兽角和上乘木料。 

早期中国与婆罗洲之间的商业活动非常频繁，中国古籍中常见“渤泥国”的记载。中国著名史学家罗香林就根据南宋赵汝适的《诸番志》推测当年中国人到渤泥国经商的一些细节：“凡海舶抵其国（汶莱王国），必以中国饮食献其王，故舟往渤泥，必挟中国善庖者一二辈以俱。观于当日渤泥国王植嗜好华食，知其地所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也。”。 

西方史籍记载，1520年前后，很多华人聚居在婆罗洲海岸一带，当时在婆罗洲，特别是当年的王城汶莱，更是处处可见中国商品、钱币和各种度量衡器具。 在欧洲各国势力渗入东南亚之前，汶莱王国（包括砂拉越）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 几乎全是华人。 

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华人大批移居砂拉越是布洛克政府时期（1841-1945）的政策使然，实际上，在白人拉惹入主砂拉越之前，不少华工已在砂拉越境内为负责经营大小矿区的马来苏丹效力。 

虽然史家无法敲定华人最早出现在婆罗洲的年份，但各种古今史籍、早期的口述历史和出土古物都在在印证了华人在婆罗洲历史上的存在事实和影响力。

四、近代的华人移民

早期华人在婆罗洲的主要活动是商业贸易，尽管往来频繁，一些华商甚至聚居在婆罗洲沿海一带，但主要关系仍建立在商业利益交换模式之上。论及社会影响力，远不及19世纪下半叶至二战之间的大规模华族移民活动-“下南洋”。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席卷全世界，物资丰富的东南亚旋即成为西方列强的另一个逐鹿场。西方人需要大量廉价劳工来开拓和经营这一片黄金之地，勤奋刻苦的华工因此成为西方政府的首选，砂拉越的布洛克政府也不例外。

在当时，欧洲人普遍上都把华人标榜为“盗贼流氓之辈” ，然而，对身在砂拉越的英国人来说，与乐天随性的马来人与达雅人相比，二十世纪初南来的华族移民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当时砂拉越境内的达雅人和马来人。

第一任拉惹詹姆士布洛克一心想将砂拉越打造成第二个爪哇（东南亚商业中心） ，他一方面想借助“富有机动性、勤奋刻苦又有商业头脑的华人”来巩固势力、发展砂拉越的经济， 另一方面却厌恶华人的诡计多端，总是想方设法去监控甚至掌控华人社群，尤其华人公司(Kongsi)。詹姆士布洛克的强硬手腕最终引发了1857年的石隆门华工事件。 

对砂拉越境内各个族群，詹姆士布洛克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将各个族群分化、隔离，必要时，甚至挑拨离间， 以求逐个击破，便于掌控。
石隆门事件后，布洛克政府与华社、华社与其他族群关系僵化。詹姆士布洛克对华人不再信心满满，华人对他也满腹疑惑。在詹姆士布洛克统治后期，他重用马来人和达雅人，尽管在1868年逝世前，詹姆士布洛克还想招揽华工到砂拉越来，但他不能完全相信华人，也无法取信于华人。

詹姆士布洛克倚重马来人和欧洲人来治理砂拉越，但第二任拉惹查理斯布洛克的政权却倚重华人和达雅人。

相较于詹姆士布洛克的猜忌和怀疑，第二任拉惹查尔斯布洛克对华人有着相当正面的评价。他曾公然赞扬华族移民为“无比优秀的民族”。

少了他们，东方国家难有所成。他们糅合了许多优良和愿意冒险的本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也有不好的习性。他们粗野、专横跋扈得像低级的欧洲人…他们乐善好施及力求完美的精神却足以弥补他们的不是…说到勤奋，他们和白人不相上下…我很乐意和东方的华商交易…我深信有教养的华人和白人是一样诚实、正直的。  

为了振兴经济，提高收入，查尔斯布洛克致力开垦土地，发展农业，到1880年代，砂拉越的农业蓬勃发展，需要更多劳工，而“善于利用土地”的华人就成为他的首要目标。 查尔斯布洛克透过各种管道，利用各种优惠和生活补助从新加坡，甚至直接从中国招揽更多华人到砂拉越垦荒。

查尔斯布洛克先后招来数批华人移民，包括1898年古晋地区的客家人、1901年、1902年在诗巫落脚的福州人和随后而来的广东人及兴化人以及后来移居巴南地区的华人移民。布洛克政府并刻意将它们安置在内陆地区，如拉让江流域和巴南河一带。一方面垦荒，增加可耕地的面积，另一方面也更易于控制。

…内陆河流可供大型船只航行，如果华人越来越麻烦，群起叛变，要对他们发动攻势也很容易。内陆地区与海岸地区断绝音讯，切断鸦片和其它物品的供应线，这将有效的遏制华人的不法行为。

布洛克政府的亲善优惠政策，加上教会的辅助，砂拉越境内华人人口迅速增长。从1841年的1千人到1947年的14万5千158人，华人在砂拉越的分布也越来越广泛。根据1973年的人口估计，砂拉越华人人口达32万5005人，是砂拉越最大族群。

五、族群关系 

中国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周一鸣指出“族群一詞最早是1930年代開始使用，被用來描述兩個群體文化接觸的結果，或者是從小規模群體在向更大社會中所產生的涵化現象。”

族群意指同一社會中共用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用同一語言，並且文化和語言能夠沒有什麼變化的代代傳承下去上述的定義都是從群體內部的共同特徵出發的，即強調語言、種族和文化的特徵。 

他认为“族群”並不是單獨存在的，“它存在於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中…我們必須從族群互動中研究族群內涵和族群關係”。 
族群关系是一种复杂繁琐的社会关系，尤其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它更是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一大考验。

（一）砂拉越的多向族群关系

布洛克时代（1841年8月18日－1946年6月30日）的华人移民热潮对砂拉越的影响层面，尤其在族群和社会结构上更是深广。

布洛克政府，尤其第二任拉惹查尔斯布洛克为了提高砂拉越的经济收益，透过各种管道从中国华南地区招揽华工到砂拉越“垦荒”。大批华工移居砂拉越，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来人和达雅人社群，也改变了砂拉越原有的族群生态。

在这个语言、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共同体之中，语言的隔阂和政策的隔离限制了各族群之间的交流，但共享的资源却让各族群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他们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也针锋相对、侵占伤害。

在砂拉越的社会架构中，华人、达雅人和统治者（汶莱苏丹、布洛克政府、日据政府、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长久以来，华人和达雅人，甚至统治者之间既是相互依持，却又互相排挤。

在现实的条件下，各个族群为了各种利益，不得不与其他族群互动互补，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使双向，也可以是多向循环的。诚如图（八）显示，统治者、华人和达雅人之间的共同点（A）是三者之间达致的共识和三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布洛克政府为例，当时的政治体系中有不少涉及三者利益和权益的问题，如土地问题、对内对外的经济活动、社会治安等都需要三方协调、配合。但统治者和华人及达雅人之间又分别发展出一种相互依持、辅助却又互相牵制，甚至抵制的双向关系。

统治者需要华人为他们打拼，华人务农、经商、冶铁、开矿，成为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 在经济收益方面，统治者不得不器重勤奋节俭的华人。不过英勇善战的达雅人和马来人也是统治者平定乱事、维持地方安靖的常备军，石隆门华工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对面对挑战和生存威胁的华人来说，想要在这一片土地上谋生，就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政治庇护和权益保障来保有他们的财富和族群利益，甚至是生命安全。而在族群竞争中，达雅人和马来人也必须靠统治者的扶助才能扭转劣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如此一来，各个族群都必须尽力与统治者维持合作关系，在与其他族群力量相抗衡之余，也能藉此壮大本身的组织和声势。

另一方面，华人和达雅人之间也共享利益，尤其在经济层面上的合作更是唇齿相依，缺一不可。华人尽管不喜欢“浑浑噩噩，文化知识低落的土人”， 但还是需要达雅人的土产，达雅人厌恶诡计多端的华人，却又需要华人提供的日用品和食品。

而尽管各个族群间的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但每个族群都有一个他族无法逾越和介入的“社群地盘”，这是多元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便在异族通婚越来越普遍，族群识别越来越模糊的今天，各个族群内的“夷我之分”观念仍可在言谈举止之间明显察觉。

（二）族群关系简析

砂拉越华人与达雅人的族群关系可从以下几个范畴中窥得一二。

（1）经济-农耕和商业活动

A 农耕活动

布洛克政府鼓励并奖掖农耕活动，因此大多数南来华人都以务农为生。华人人口的增加，虽然有效地提高了砂拉越的农业所得，却无可避免的引发了更多族群土地纠纷和社会问题。

土地纠纷是布洛克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尽管布洛克政府的隔离政策使各个族群之间壁垒分明，但土地侵占和越界耕作事件仍时而有闻，而族群之间的土地买卖欺诈事件也让布洛克政府官员伤透脑筋。 

早期华人和达雅人的纠纷主要是土地问题使然。1887年砂拉越宪报中所记录的伦乐土地纠纷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华农和达雅人之间的土地纠纷和冲突事件从不间断，从伦乐附近地区所开发的胡椒园数量来看，今后诸如此类的纠纷一定有增无减。 

当地客家农户与达雅人的土地纠纷不断加剧，一度迫使当时的政府查尔斯布洛克亲自到石隆门审查这些事件。当然，对急迫想要拓展农耕经济的查尔斯而言，能够高度利用土地换取更高收益的华人才是砂拉越经济发展的先驱者，他宁可违反达雅人的土地习俗法，也不愿意妨碍客家农户的农耕活动。 

初来乍到的华人不了解达雅人的土地习俗，他们急于垦荒，殊不知看似荒芜的土地却是达雅人世代相传的习俗地。土地纠纷和利益瓜分无法圆满解决，达雅人在上诉失败又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为保有土地，只好诉诸武力，以“巴冷刀”和长矛来做另一番的抗争，于是械斗、攻击、偷盗事件就接踵而来。

B 商业活动

除了农耕活动，商业活动也引发了不少族群间的问题。为了避免华人和其他族群杂居，衍生出种种社会问题，布洛克政府划清各族活动界限。为了避免各种欺诈拐骗之事，政府还进一步规定各个族群不得共处杂居，尤其不许华人匿居达雅人长屋之中，违规者一律重罚。1914年，一名达雅屋长因为允许华商住在长屋里而被迫交出15斤稻谷来抵罪。 

早期华人在砂拉越的商业活动，除了在市集或商店里摆卖杂货以外，就以流动船贩最为常见。为了更严密监督华商在各地的商业活动，政府规定华商和船贩必须向地方官员申请准证，每个月必须到政府办事处报到并更新他们的营业准证。

对这样的一种做法，布洛克政府说，那是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华商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也为了保护其他族群免受华商的剥削和欺骗。

华人在砂拉越各地的商业活动直接冲击了马来商人的市场和所得，却也为内陆族群提供了另一种交易模式。1883年砂拉越宪报中记录了马鲁帝省长克劳（Claude Champion de Crespigny）的一段话：

…之前阿邦尼帕很反对古晋的华人到这里（马鲁帝）做生意，但现在却巴不得更多华人到这里来。他和他的族人（肯雅人）听到垦发（华人公司行号）工人报出的价码都吓了一大跳，因为最上好的黑棉布只卖两块钱。马来商人卖的布，最劣等的黑布都要三块钱…来自汶莱的一些马来人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说，如果华商继续用这种价码来做生意，他们就完蛋了。不过他们最气的是，垦发的工人竟然没有讨价还价，不压低价钱，一口气就用32块钱买下一麻袋的古塔胶。 

华商带着布匹、食品和油、盐等杂货到内陆地区和当地人交换土产和林产。华商需要达雅人的原产品，而达雅人则依靠华商提供日常用品和其它物资。在交易上，除了物物交换和少数货币流通外，大多数华商都以赊账的方式来促销货物，保住固定顾客群并确保土产的持续供应。

商业上的交易拉近了华人和达雅人之间的距离，尽管不谙达雅语，一些商家仍能“比手划脚”来达成交易， 而原本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商业关系后来也渐渐架构起另一种相互依持的社会关系。

由于砂拉越内陆交通不发达，往来各地耗时费力，住在内陆的达雅人往往每隔一段时日才会带着各种土产，撑船到市区去换取日常用品和食品。
在我所收录的口述历史中，就有一些相当生动的叙述。先前家里经营杂货店的陈爱珍对当年店里的“拉子”印象深刻。

…拉子通常都是整群人来的，有时他们也住在我们店里。我们睡楼上，他们睡楼下，厨房各处随他们去睡。我父亲担心一些拉子会生事，在睡前会把他们的巴冷刀收起来，半夜也会起来看看。拉子一来，我们家的米就要收起来，只拿一些出来煮给他们吃。我们通常会从店里拿一些江鱼仔（小鱼干）、蒜头和大葱给他们配饭，他们会把大葱和蒜头剥成一瓣瓣，夹着江鱼仔配饭吃。

在他们钱不够用或有急用的时候，达雅人就会把长屋里比较值钱的东西拿来抵押，等他们有钱的时候，就拿钱来赎回他们的东西…。

当年大多数华人都做“拉子生意”，当然其中也不乏靠欺诈来赚取丰厚利润的奸商

以前拉子生意很好赚，他们不会算账，有些华人就骗他们。东西拿到长屋里去卖，明明只有12两，却说成一斤，那些拉子给华人“砍”到半生死。 
为着丰厚的利润，华人船贩不顾生死的带着货物往返内地长屋，扩大了经济链，改变了内陆地区原有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模式，却也衍生出不少骇人听闻的社会问题，华人船贩惨遭杀害、砍头的案例不在少数。  

（2）社会-文化习俗

异族通婚现象的普遍 ，强化了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却凸显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早期的异族婚姻多以离散告终，布洛克政府严禁华人携带本地女子回国，以免她们在异乡受苦。 然而，这样的禁令却塑造了无数个如“大禄士” 和“拉子妇” 般的悲惨人生，加深族群之间的仇恨。

当然，异族通婚也是文化融合的催化剂，尽管无法完全融合，却也促成一些砂拉越特有的超族群文化习俗，如节庆和婚丧礼仪。 

（3）教育

向来注重教育的华人在南来后在各地兴建学校，教育下一代。根据1950年的统计数据，单是只有7万人的诗巫地区，在1948年前创办的学校就有111所之多。

学校，是传承文化、教授知识的所在，也是强化族群关系的机制。数十年来，砂拉越各地华小教育了华人子弟，也造福了不少达雅族子弟。达雅人入读华小的原因很多，但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却在潜移默化中修补了、促进了族群关系，这是相当可喜的现象。

（三）族群关系的转折点-万隆会议

砂拉越华人与达雅人的族群关系经历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洗练，从早期的紧绷与僵化到后来的谅解与包容，从无知排斥到了解包容，这其中涵括了很多主客观因素，而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的宣布是最主要的转折点。

二战前的砂拉越华人基本上仍徘徊在去留之间，他们以“侨居海外的中国人”自居，一心只想赚钱，衣锦还乡，他们心向祖国，关心的是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 对所在地没有归属感，更缺乏政治参与感，对族群关系自然也淡然处之。事实上，从砂拉越各地华人学校校名，如中华、建兴、中兴、华兴、光华、中国、兴华、汉光、民强、振华等就可以看出当时华人的国家认同感。

从砂拉越华人对反清革命、筹赈祖国抗日战争活动以及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乃至1950年间“回国青年热潮”的热衷 和在1946年砂拉越让渡事件中的冷漠就可清楚知道大多数华人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想法。不少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侨民意识”。 

这样的“侨民意识”让华人在所在地固步自封，以华人社团和宗亲会形成的保护膜来隔绝所有“非华因素”，他们的主要社交活动都圈定在华社之内，即便与其他族群有互动，也仅止于点头之交，周遭的事都不关己，无需枉费心思经营。因为对他们来说，砂拉越始终是一个“客居”的地方。 

1955年，星马侨领组织商业考察团到中国会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已清楚表明中国政府的意愿，即“希望华侨在外落地生根，遵守当地法律，争取当地公民权，参与当地政治活动。” 

同年4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会议上主张“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重点应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所在国国籍。”

周恩来强调，“凡已经或自愿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侨，就当然丧失中国国籍，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是亲戚关系。华人成为所在国公民以后，应当效忠入籍的国家，应当同当地人民一道为所在国政治、经济独立和文化繁荣作出贡献。同时也希望海外华人为促进所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起积极作用，以利于促进我国同华人众多的国家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的宣布切断华人的归乡路，扭转了华人的政治意识，也改变了华人对所在地的认同感和他们的思维方式。

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定位改变了华族移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思索如何将他乡变故乡之际，他们也开始反思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及相处之道

当时虽然有一部分华人仍坚持效忠中国，但更多华人却认为既然祖国政府已经表明立场，华人就应该摒除回国念头，把砂拉越当成祖国，积极开展新生活，融入所在地的社群，通过各种管道维护这个新祖国的利益。 

砂拉越华人在万隆会议前后的作为和态度全然不同，尤其在砂拉越政治上的表现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他们一改让渡事件中的漠然与冷眼旁观，在砂拉越掀起一股反殖浪潮。1956年，成立了诗巫各业职工联合会，1957年古晋华商职员联合会修改章程，易名古晋职工联合会，以求领导工人争取新祖国的独立。随后， 古晋和诗巫各地纷纷成立工人团体， 集合工人力量，剑指英殖民地政府。

除了组织工人团体，华人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地方议会选举，将触角探入砂拉越政界。

观念的改变使砂拉越华人面对现实，积极修复与其他族群，尤其达雅人的关系，在此期间，砂拉越的族群关系着实跨前一大步。1959年，砂拉越华人商家和工运领袖结合达雅人组成砂拉越首个跨族群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强调不分种族，以促进多元民族和睦共处并效忠砂拉越本邦为宗旨。 

尽管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后来走向共产党，也逐渐成为以华人为主导的华基政党路线，但相较于1962年成立的砂拉越华人公会，简称“砂华”，人联党所涵括的范围和对象更大、更广，在后来数十年的砂州政坛上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而此后，砂拉越政界也出现越来越多华人代表。1970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与土著党联手组成联合政府，虽然一些人并不认同这个决定，但此举维护了砂拉越政局的稳定，进一步保障了砂拉越人民的生活和权益。这也说明砂拉越华人所寻思的不再只是本身族群的利益，他们已经清楚意识到，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有赖于全民的团结与努力，这也是足以维系砂拉越良好族群关系最大的力量。

六、结语

早期的锚泊时代，“客居”华人和达雅人，甚至和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及关系（无论依附或抗衡）多建立在利益之上，无论是对立或友好，都和个人及族群利益脱离不了干系。

因此华人用杆秤换取财富，用财富换取保障；达雅人则用巴冷刀兑换权益，用权益保障生活。那是一段杆秤（钱）与巴冷（权）的锒铛对决。

万隆会议后，砂拉越华人开始寻思自我的定位，从客居到定居，从冷漠到热衷，从排斥到面对，甚至接受，华人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确认了本身的国籍和身份，踏踏实实的将这一片异乡变成自己的故乡。

对砂拉越华人来说，他们不再是人在砂州，心向中国的“原乡人”。 他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砂拉越人，他们必须顾及其他族群的利益和福祉，打造一个互惠互利的和谐社会才能确保整体的安定与进步。

如此的思维转变对砂州的族群关系有很大的助益，也推动了近代砂拉越在各方面的发展。

砂拉越融洽和谐的族群关系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2014年大马首相署部長丹斯里佐瑟古律（專司國民團結）就曾呼吁西馬西馬半島人民向沙巴和砂拉越的大馬人學習宗教容忍及種族和諧。

“容忍”是東馬的多元民族與宗教的社會能和平共處的方程式，他們沒有抱持“自以為是”的態度。在東馬，人民的日常生活，已跨越種族及宗教的界線和藩篱，真正的和諧已成為一種日常文化，他們可接受不同的文化，一戶家庭信仰不同的宗教，或異族通婚，都不是問題。” 

而随着砂拉越现任首长丹斯里阿迪南对华人身份和华小贡献的肯定， 华人早已成为土生土长的砂拉越人，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族群同存共荣。

中国著名社会学者田汝康在他1949年的《砂拉越华人报告书》中呼吁殖民地政府“…只有给新移民在所在地发展的机会，让他们真正参与所在地事物，完全分担社会责任，他们才得以开始着手打造一个全新的环境和氛围，如此才有可能让新移民社群对滋养他们的侨居地衍生出一种新的情感。” 

32年后田汝康再访砂拉越，欣见当年的愿景已成事实。实际上，华人需要的不只是殖民地政府给予的机会，砂拉越华人的自觉自知给了自己和政府以及这片土地一个进步的机会，那才是真正的进步动力，而随之而来的良好族群关系则是砂拉越最大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