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鄉野時,我都十歲了,人即使再遲鈍,耳濡目染下也知道什麼是過年。落後的農業社會、苦哈哈的日子,哪有新衣新鞋、汽水糖果和紅包。種植胡椒時,趕緊把園里的工作趕完,年三十,在園頭園尾的椒樹上掛上紅紙後,可以名正言順地待在家休息數日。
我也不甚明白,那時的紅包錢流行又方又圓,一張紙鈔一枚硬幣的一元一角代表什麼。市場上,紅包袋還未出現,只有面積像攤開報紙那麼大張的紅紙,要包要貼,買回來應自己的需求,大小自行割切。
過年前,父親就會把紅包包好,依風俗,給孩子當成壓歲錢。我們左盼右望,年年落空,漸漸地就少了這種慾望,直到稍大了,也不需要了。父親有別於他人的父親,年年包紅包,卻要我們把手上有限的資源去送給不幸人士,還有上門來貼“黃金萬兩”的貼手。
所謂的“黃金萬兩”,是把這四個字,由上而下寫在一張長方形的小紅紙上(我在想,幕後必定僱有槍手,因為工整的毛筆字,不是阿狗阿貓,在那個教育不普及的年代,所能寫出來的),在新年期間,沿家逐戶,當成賀詞,貼在人家的門柱上,換取一些打賞。
後來,“賀詞”已不限定於“黃金萬兩”而多樣化了,改用原子筆書寫的字體越來越不像樣。有的還二加一,附加萬字票號碼,簡直不倫不類。
貼“黃金萬兩”,從側面推測,是南來的華人在華裔社區新年期間斂財的手法。本地人也有樣學樣,不僅把這種丐幫活動發揚光大,還“青出於藍”。
村子里,這種季節性扮演丐幫後裔,不是人人都能擔當,不是弱勢的,要錢不著會先受辱。這兒三個 新村,村戶稠密,立村時已有千多戶,現在可能已翻了一倍,就算每戶給幾枚銀角,積起來可是個大數目。時至今日,新村的村齡即將邁入五十大關,貼“黃金萬 兩”雖已被喻為夕陽行業,卻很難根除。當權者說這是非法活動,可是說者在說,貼者仍然在貼。
老一輩的“貼手”已走入歷史,手藝也被埋進土堆。新生一代承蒙政治環境的失衡、柺杖文化的盛行,即使窮困潦倒,也窮得有骨氣,都不當和做乞丐沒兩樣的行業了。
漸漸地,出現了一股怪現象,這口被人扔掉的飯團,竟被他族搶著去吃。我們才懶得去理,誰在搶誰的飯碗,誰在拾人涕唾。只要這些插隊的新手入鄉隨俗,紅紙上的中文字不要寫錯,貼時不要顛倒,我們還能去要求些什麼?要求他們跟你說一些恭賀的吉利話,是有點強人所難。
過年時,巧遇貼手上門,我都會直接撈點散錢,甚至叫他不用貼了,或者拿過他手中已塗好漿糊的紅紙,扔掉是有點失禮,就自行貼到別處去。貼在門柱,不稍多少時日,剝落了,自己還得花精力去清除殘遺紙跡。
新村,已不再是昔日的新村了。廢除了雙重鐵絲網,得了自由反而失去安全感。家裡的大門誰還敢像當初一樣,早上起床就開啟,直到夜了,上床前才把它關上?時代不同了,雖然村內的治安還未亮起紅燈,安全防範是必要的。
過年過節不一定要大開門戶。關上籬笆門或適時緊閉窗戶作安全防禦,損害了睦鄰精神也出於無奈。
“黃金萬兩”的貼手,其目標是門戶。可是這些門戶基於各種考量都不願意開啟了,路越走越窄,光源也越來越短,盡頭還會有個春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