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亭出版2大伯公书籍

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出版两本关于大伯公的书，分别为《砂拉越大伯公庙资料彙编-神缘》和《诗巫永安亭承办第二届全砂大伯公节影集》。

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主席本固鲁孙春富指出，影集书籍内容的相片来自于诗巫永安亭承办的第二届全砂大伯公节。当时，参与者来自西马、沙巴、印尼和砂州68间大伯公庙代表。

“这项百年难得一见的盛会，可说是盛况空前，值得作为纪念，尤其当时正副首相、政要部长、政府官员等也参与其盛。”

他表示，难得的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亲自为这项盛会签署大名见证大伯公节，这说明了在多元种族、宗教、文化、教育的前提下，彼等在一个大马国度里，可自由膜拜自己的信仰。同时，他也非常开心见到民间信仰受到官方的肯定。

大伯公节记录成册

他说，当时，参与神明出巡的队伍人数高达7千多人，而晚宴则由副首相担任主宾，非常具历史意义，有必要进行记录编辑成册，为大伯公节增添色彩，留下美好记忆。

他强调，通过这项盛会的举行，也让砂州各地大伯公庙互相了解及交流，包括在砂州各个角落，大约有68间大伯公庙，且彼等在每一年都庆祝大伯公节。

他续说，在以往，彼等都不了解各地大伯公庙的发展历史，但如今把这些资料进行记录在册。

他坦承，书籍内的资料仍未齐全，但在收集后，可在再版书进行修订。

供学者研究参考

他认为，以上书籍的出版可说是相当珍贵的纪念册，除了作为记录外，也可提供对民间信仰有兴趣的学者进行研究，尤其是大伯公庙组织及分布情况，具有参考价值。

他也希望学者可将研究民间信仰的心得汇集在一起，成为“大伯公学”，提升理论的学术水平，包括先贤从中国到南洋所膜拜的信仰，都可寻根究底。

对于这两本书籍，本固鲁孙春富指出，大约花费5万令吉，成本颇高，而每册各自出版1千500本，款项来自永安亭大伯公庙出版基金，所以为了在加强出版基金的前提下，民众可以捐赠方式购书，唯两本至少捐赠50令吉、单本则捐赠30令吉。

“其中《砂拉越大伯公庙资料彙编神缘》另出版300本精装版，以赠送给各地的大伯公庙代表。”

他希望在加强出版基金后，永安亭大伯公庙能继续出版其他民间信仰及风俗的书，以加强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

日本鞋

• 夢羔子

家裡窮，唯有平安才是福。

父母不敢對我們這些孩子的期望過高，能像飼養的家畜，少點病痛，賤生易養，快點長大就好。所以，我們都成了寵物，阿狗阿貓地被叫喚。有時，母親吩咐我們穿鞋，我們將計就計，躲在“正牌”貓狗身後，要求享有牠們那份無需穿鞋的自由。

平時不受嚴管，赤足慣了，說要套上鞋子，情況就好像一隻行動自如的狗，頸項突然圈上狗鍊，是有點難受的。

那時，我們已經跟茅草屋揮別，住進了亞答屋。不過換湯沒有換藥，屋子裡，地上仍是泥地板。每個晚上，我們都會為了睡它一場覺，乖乖地把終日與泥沙為伍的雙腳洗淨、擦乾和穿上鞋子。爬進掛著蚊帳舖草蓆的木板床後就過橋抽板，把鞋子棄在床下，棄在蚊子喧嚷起來的噪音裡。

那種鞋，其實是那個年代最普遍最廉宜，一雙才賣幾毛錢的人字拖；是日本制造的吧！要不然，為什麼由始至終我們都稱它為“日本鞋“呢？

上了小學，可不能再光腳了。

學校是實行全日制，早上不必摸黑上課，中午還有大把空檔，足夠讓我們回家沖涼吃午飯。每日來回的數英哩路程，全靠一雙腳，在石子間受盡磨損的，是我們腳下的那雙日本鞋。

六○年代初，上學只要穿上校服就夠了，學校沒硬性規定，你穿不穿或穿什麼樣的鞋子。那時，拖鞋非常流行，已沒有人願意赤足，倒是有幾個家境較好的女生帶頭穿起了白鞋白襪了。

如果說，我仍安於現狀，老拖著一雙日本鞋，那是騙人的。

要如何才能擁有呢？對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來說，只能用哭的，哭著向媽媽要。他知道媽媽心地軟，怎捨得為了區區一雙白鞋而讓心愛的孩子把身子給哭壞了呢！

能穿上一雙白鞋去上學，應該是很體面很愉快的件事。可是真實的情況並不是想像中的那般美好。

忍耐了整個上午，好像有團火種在鞋子裡蔓延。中午一回到家，急忙把鞋和襪都脫了。被襪子裹了大半天的腳盤和腳趾，像在火炭裡烤的番薯，快要熟透了。

為了減低熱量，下午決定不穿襪了。少了層防護，沒想到情況更糟，放學回來，腳踝竟脫了皮，痛到只能哭在心坎裡。

一雙白鞋僅穿了一天，就蒙上一層陰影。想到母親要替人採上好幾天的胡椒，方能存下那筆錢時，心裡更不好受。

後來想起一雙鞋只能穿上一天這回事，只怪我們沒有買鞋的經驗，買的鞋太過緊身，對一個分秒都在高長中的孩子來說，適用期太短了。不是嗎？腳傷好了，陰影稍淡時，再穿已穿不進了。

一九六八年，家裡還點著土油燈，電視機未面世，少了那個“大箱子”的干擾，能考上中學，是意外。

那是一所每月需繳學費的英校，學生很雜，來自各個不同的族群，老師也是一樣，有黑的出自印度，紅的來自西歐。那個年代，美其名是純樸，實際上還是很落後。校長對大部分拖著拖鞋來上課的學生沒有異議，只要好好讀書，那些“身外物”皆屬次要。

我還記得，有個遠渡重洋而來的洋老師，也許是入鄉隨俗和不太適應這裡的炎熱氣候，也常一身清涼裝和拖著日本鞋，也沒什麼不妥。

一副窮學生的寒酸相已隨我們走出校門而成了歷史，面對的早已是個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社會了。等到我的孩子上學，除了整齊的校服，上中學還要打領帶，每個星期還要查看指甲和頭髮。至於學業成績，卻不見得有那麼勤力去督導。

兩代人的辦學和讀書方式，怎會落差這麼大？以前的人沒讀書或讀少少書都能成就大事，現在即使戴了四方帽，量與質根本不能對等。

或許我的思維已經陳舊，像二十一世紀，腳上仍拖著六○年代款式的日本鞋，被譏為落伍。現在，地 板上鋪上地磚，在家裡根本不用再穿鞋了；出門有出門的鞋子、下田也有下田的長靴，跟著我半輩子的日本鞋終於可以閒下來了，只需在洗手間外候命，或者懶洋洋 地躺在大門或後門外，陽光是曬不到了，只等我的小狗興緻一來跟它玩一把……

四塊板

• 夢羔子

父親去世時，我們還住在“原裝版”的新村屋。屋子小，大門也不怎麼闊。扶棺進出時，避免和門柱有所碰撞而犯了禁忌，把門柱鋸了，半邊牆壁的木板也拆了。那時，我是個建築場地的木工佬，拆拆釘釘是家常便飯，小事一樁。

二十年后，母親也離開了我們。那時，住了都令人羞愧的破爛板屋已拆了。因為有一次破門拆牆的恥辱，屋子重建時，會比較在意大門的尺寸了。

母親的棺木改用西式的，外表比較美觀，不像父親用的那種“翹頭”的舊款式，見了總會令人感到不安與恐懼。

上個世紀我稍懂事時，就知曉有些人家裡有長者，風燭殘年時多病痛，就會先買一副棺木回來，說是 “壓運”。也常聽人說，拿來壓運的棺木裡面四個角落各置一枚銀角，中間放一碗清水，水乾了，表示事主的性命也結束了。我就是不信這一套，長年累月，水蒸發 掉是自然現象。如果十年八年后還是水一碗，才是邪門。

進入新村，鄉民們原有的屋子因空置失修而急速破爛了。我們跑路回椒園幫忙干活時，常會看見安置在破屋旁邊那副用來壓運的棺木，而感到恐懼。心想，那個屋主為什麼要讓那個東西外露，不去理會行人的感受。這種近乎缺德的行為還能“壓運”，還能增壽，那是天意。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那種非一般的東西，不是你高興動就動，要搬就搬的，禁忌很多，搞不好，禍從天降。

中學輟學後，我在建築場地找份差事，使鎚用鋸。某日一個空檔，答應一個商店老板在他屋旁搭間寮 子。是用來養雞還是貯藏物件，我不便多問。回來居然無端端“發冷”了一個晚上，還好隔天就沒事了。過了不久，我意外地發現，那個寮子居然放置兩副用來壓運 的棺木。想起那個夜晚莫名其妙的“發冷”，或許是犯了什麼煞。

中年時，歸隱田園。鄉野里，超過半個世紀了，依然無水無電。農民沒在那兒夜宿，夜間是一片死寂，園地里也擺著空城，讓竊匪如入無人之境，來去自如。

隔鄰的園主可能被光顧到不耐煩了，滿園掛符咒，看來效果不大，索性一不作二不休，竟然安置了一個香爐和一副黑色翹頭的小棺材。盜賊見了會不會怕，我不知道。其實邪門的東西，不懂得法門，最好不要以身試法，所謂請鬼容易送鬼難，不見其利反而先見其弊。

人的鼻息一停，遺留下來的一副臭皮囊，真的需要一副叫價數千甚至上萬令吉的棺木來收拾嗎？如果 是這樣，沒錢的人如何入土呢？慈善機構內備有熱心人士捐獻的棺木待申請。舊有的無收費公墓早就爆滿，新的已私營化，長眠之地也像肉攤上掛著一塊塊豬肉，估 價而售了。你不買，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棺木，我們鄉下人比較含蓄，不稱它的正名，只喚外號。比如較優雅的“老朽”，生活化、柴米油鹽的“柴”，衣食住行式的“大屋”和“烏船”。另外，只要提到“翹頭”或“四塊板”，甚少人會不明白指的是什麼。

老一輩人去世，常會聽到人家這麼說：乘烏船“轉”唐山去了。唐山是他們的祖家，生時或許受限 制，百年後變成侯鳥回歸了。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回”的問題，生命結束了，像停擺的時鐘，我們說“停倒”。像營業執照被沒收了，生命被造物者收回，我們也不 輕意說死，只能黯然地收檔，無奈地說“收了”。

我有個三十年的友族朋友，甘榜裡逢人“過老”時，總會義務為逝者釘個棺木，用的不是四、五千令吉，而是四、五十令吉，買一片四呎乘八呎，半吋厚的三夾板。我也曾經是個木工佬，見慣“大的東西”。一片就夠？只要你懂得，就夠。他說。

說來慚愧，活到這麼老，還有許多東西都不懂。人死了就直接讓他化為塵土，為什麼還要盛妝出發？葬禮辦得風風光光，把揮霍的資源去救那些活著的人，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