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0日星期四

永安亭出版2大伯公书籍

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出版两本关于大伯公的书,分别为《砂拉越大伯公庙资料彙编-神缘》和《诗巫永安亭承办第二届全砂大伯公节影集》。

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主席本固鲁孙春富指出,影集书籍内容的相片来自于诗巫永安亭承办的第二届全砂大伯公节。当时,参与者来自西马、沙巴、印尼和砂州68间大伯公庙代表。

“这项百年难得一见的盛会,可说是盛况空前,值得作为纪念,尤其当时正副首相、政要部长、政府官员等也参与其盛。”

他表示,难得的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亲自为这项盛会签署大名见证大伯公节,这说明了在多元种族、宗教、文化、教育的前提下,彼等在一个大马国度里,可自由膜拜自己的信仰。同时,他也非常开心见到民间信仰受到官方的肯定。

大伯公节记录成册

他说,当时,参与神明出巡的队伍人数高达7千多人,而晚宴则由副首相担任主宾,非常具历史意义,有必要进行记录编辑成册,为大伯公节增添色彩,留下美好记忆。

他强调,通过这项盛会的举行,也让砂州各地大伯公庙互相了解及交流,包括在砂州各个角落,大约有68间大伯公庙,且彼等在每一年都庆祝大伯公节。

他续说,在以往,彼等都不了解各地大伯公庙的发展历史,但如今把这些资料进行记录在册。

他坦承,书籍内的资料仍未齐全,但在收集后,可在再版书进行修订。

供学者研究参考

他认为,以上书籍的出版可说是相当珍贵的纪念册,除了作为记录外,也可提供对民间信仰有兴趣的学者进行研究,尤其是大伯公庙组织及分布情况,具有参考价值。

他也希望学者可将研究民间信仰的心得汇集在一起,成为“大伯公学”,提升理论的学术水平,包括先贤从中国到南洋所膜拜的信仰,都可寻根究底。

对于这两本书籍,本固鲁孙春富指出,大约花费5万令吉,成本颇高,而每册各自出版1千500本,款项来自永安亭大伯公庙出版基金,所以为了在加强出版基金的前提下,民众可以捐赠方式购书,唯两本至少捐赠50令吉、单本则捐赠30令吉。

“其中《砂拉越大伯公庙资料彙编神缘》另出版300本精装版,以赠送给各地的大伯公庙代表。”

他希望在加强出版基金后,永安亭大伯公庙能继续出版其他民间信仰及风俗的书,以加强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

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

日本鞋

  • 夢羔子

家裡窮,唯有平安才是福。

父母不敢對我們這些孩子的期望過高,能像飼養的家畜,少點病痛,賤生易養,快點長大就好。所以,我們都成了寵物,阿狗阿貓地被叫喚。有時,母親吩咐我們穿鞋,我們將計就計,躲在“正牌”貓狗身後,要求享有牠們那份無需穿鞋的自由。

平時不受嚴管,赤足慣了,說要套上鞋子,情況就好像一隻行動自如的狗,頸項突然圈上狗鍊,是有點難受的。

那時,我們已經跟茅草屋揮別,住進了亞答屋。不過換湯沒有換藥,屋子裡,地上仍是泥地板。每個晚上,我們都會為了睡它一場覺,乖乖地把終日與泥沙為伍的雙腳洗淨、擦乾和穿上鞋子。爬進掛著蚊帳舖草蓆的木板床後就過橋抽板,把鞋子棄在床下,棄在蚊子喧嚷起來的噪音裡。

那種鞋,其實是那個年代最普遍最廉宜,一雙才賣幾毛錢的人字拖;是日本制造的吧!要不然,為什麼由始至終我們都稱它為“日本鞋“呢?

上了小學,可不能再光腳了。

學校是實行全日制,早上不必摸黑上課,中午還有大把空檔,足夠讓我們回家沖涼吃午飯。每日來回的數英哩路程,全靠一雙腳,在石子間受盡磨損的,是我們腳下的那雙日本鞋。

六○年代初,上學只要穿上校服就夠了,學校沒硬性規定,你穿不穿或穿什麼樣的鞋子。那時,拖鞋非常流行,已沒有人願意赤足,倒是有幾個家境較好的女生帶頭穿起了白鞋白襪了。

如果說,我仍安於現狀,老拖著一雙日本鞋,那是騙人的。

要如何才能擁有呢?對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來說,只能用哭的,哭著向媽媽要。他知道媽媽心地軟,怎捨得為了區區一雙白鞋而讓心愛的孩子把身子給哭壞了呢!

能穿上一雙白鞋去上學,應該是很體面很愉快的件事。可是真實的情況並不是想像中的那般美好。

忍耐了整個上午,好像有團火種在鞋子裡蔓延。中午一回到家,急忙把鞋和襪都脫了。被襪子裹了大半天的腳盤和腳趾,像在火炭裡烤的番薯,快要熟透了。

為了減低熱量,下午決定不穿襪了。少了層防護,沒想到情況更糟,放學回來,腳踝竟脫了皮,痛到只能哭在心坎裡。

一雙白鞋僅穿了一天,就蒙上一層陰影。想到母親要替人採上好幾天的胡椒,方能存下那筆錢時,心裡更不好受。

後來想起一雙鞋只能穿上一天這回事,只怪我們沒有買鞋的經驗,買的鞋太過緊身,對一個分秒都在高長中的孩子來說,適用期太短了。不是嗎?腳傷好了,陰影稍淡時,再穿已穿不進了。

一九六八年,家裡還點著土油燈,電視機未面世,少了那個“大箱子”的干擾,能考上中學,是意外。

那是一所每月需繳學費的英校,學生很雜,來自各個不同的族群,老師也是一樣,有黑的出自印度,紅的來自西歐。那個年代,美其名是純樸,實際上還是很落後。校長對大部分拖著拖鞋來上課的學生沒有異議,只要好好讀書,那些“身外物”皆屬次要。

我還記得,有個遠渡重洋而來的洋老師,也許是入鄉隨俗和不太適應這裡的炎熱氣候,也常一身清涼裝和拖著日本鞋,也沒什麼不妥。

一副窮學生的寒酸相已隨我們走出校門而成了歷史,面對的早已是個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社會了。等到我的孩子上學,除了整齊的校服,上中學還要打領帶,每個星期還要查看指甲和頭髮。至於學業成績,卻不見得有那麼勤力去督導。

兩代人的辦學和讀書方式,怎會落差這麼大?以前的人沒讀書或讀少少書都能成就大事,現在即使戴了四方帽,量與質根本不能對等。

或許我的思維已經陳舊,像二十一世紀,腳上仍拖著六○年代款式的日本鞋,被譏為落伍。現在,地 板上鋪上地磚,在家裡根本不用再穿鞋了;出門有出門的鞋子、下田也有下田的長靴,跟著我半輩子的日本鞋終於可以閒下來了,只需在洗手間外候命,或者懶洋洋 地躺在大門或後門外,陽光是曬不到了,只等我的小狗興緻一來跟它玩一把……

四塊板

  • 夢羔子

父親去世時,我們還住在“原裝版”的新村屋。屋子小,大門也不怎麼闊。扶棺進出時,避免和門柱有所碰撞而犯了禁忌,把門柱鋸了,半邊牆壁的木板也拆了。那時,我是個建築場地的木工佬,拆拆釘釘是家常便飯,小事一樁。

二十年后,母親也離開了我們。那時,住了都令人羞愧的破爛板屋已拆了。因為有一次破門拆牆的恥辱,屋子重建時,會比較在意大門的尺寸了。

母親的棺木改用西式的,外表比較美觀,不像父親用的那種“翹頭”的舊款式,見了總會令人感到不安與恐懼。

上個世紀我稍懂事時,就知曉有些人家裡有長者,風燭殘年時多病痛,就會先買一副棺木回來,說是 “壓運”。也常聽人說,拿來壓運的棺木裡面四個角落各置一枚銀角,中間放一碗清水,水乾了,表示事主的性命也結束了。我就是不信這一套,長年累月,水蒸發 掉是自然現象。如果十年八年后還是水一碗,才是邪門。

進入新村,鄉民們原有的屋子因空置失修而急速破爛了。我們跑路回椒園幫忙干活時,常會看見安置在破屋旁邊那副用來壓運的棺木,而感到恐懼。心想,那個屋主為什麼要讓那個東西外露,不去理會行人的感受。這種近乎缺德的行為還能“壓運”,還能增壽,那是天意。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那種非一般的東西,不是你高興動就動,要搬就搬的,禁忌很多,搞不好,禍從天降。

中學輟學後,我在建築場地找份差事,使鎚用鋸。某日一個空檔,答應一個商店老板在他屋旁搭間寮 子。是用來養雞還是貯藏物件,我不便多問。回來居然無端端“發冷”了一個晚上,還好隔天就沒事了。過了不久,我意外地發現,那個寮子居然放置兩副用來壓運 的棺木。想起那個夜晚莫名其妙的“發冷”,或許是犯了什麼煞。

中年時,歸隱田園。鄉野里,超過半個世紀了,依然無水無電。農民沒在那兒夜宿,夜間是一片死寂,園地里也擺著空城,讓竊匪如入無人之境,來去自如。

隔鄰的園主可能被光顧到不耐煩了,滿園掛符咒,看來效果不大,索性一不作二不休,竟然安置了一個香爐和一副黑色翹頭的小棺材。盜賊見了會不會怕,我不知道。其實邪門的東西,不懂得法門,最好不要以身試法,所謂請鬼容易送鬼難,不見其利反而先見其弊。

人的鼻息一停,遺留下來的一副臭皮囊,真的需要一副叫價數千甚至上萬令吉的棺木來收拾嗎?如果 是這樣,沒錢的人如何入土呢?慈善機構內備有熱心人士捐獻的棺木待申請。舊有的無收費公墓早就爆滿,新的已私營化,長眠之地也像肉攤上掛著一塊塊豬肉,估 價而售了。你不買,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棺木,我們鄉下人比較含蓄,不稱它的正名,只喚外號。比如較優雅的“老朽”,生活化、柴米油鹽的“柴”,衣食住行式的“大屋”和“烏船”。另外,只要提到“翹頭”或“四塊板”,甚少人會不明白指的是什麼。

老一輩人去世,常會聽到人家這麼說:乘烏船“轉”唐山去了。唐山是他們的祖家,生時或許受限 制,百年後變成侯鳥回歸了。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回”的問題,生命結束了,像停擺的時鐘,我們說“停倒”。像營業執照被沒收了,生命被造物者收回,我們也不 輕意說死,只能黯然地收檔,無奈地說“收了”。

我有個三十年的友族朋友,甘榜裡逢人“過老”時,總會義務為逝者釘個棺木,用的不是四、五千令吉,而是四、五十令吉,買一片四呎乘八呎,半吋厚的三夾板。我也曾經是個木工佬,見慣“大的東西”。一片就夠?只要你懂得,就夠。他說。

說來慚愧,活到這麼老,還有許多東西都不懂。人死了就直接讓他化為塵土,為什麼還要盛妝出發?葬禮辦得風風光光,把揮霍的資源去救那些活著的人,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