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罗良功
我与田思先生虽未曾谋面，但神交已久。
初读田思的诗，是在2009年。当时，我应邀参加2010年8月在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举行的第三届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我准备为会议写一篇关于马华文学的论文的时候，田思的诗歌让我眼睛一亮，其浓郁的中国诗韵让我尤为感动，遂成为我论文的主题。后来我把在大会宣读过的论文发给田思先生，他回复说，我对他的诗“解读贴切，有乍遇知己之感，也很想有机会晤面交流”（2012年5月8日电子邮件）。遗憾的是，田思因故没有参加2010年的会议；2012年初夏，田思随马来西亚的一个教育考察团访问武汉，恰逢我正在美国访问，再次错过面晤机会，还好我委托同事接待并邀请他在华中师范大学演讲和读诗，聊以弥补遗憾。不过，我与田思之间的交流从来不曾停歇。2012年他来访武汉时赠送多部作品，包括他的新诗集《雨林诗雨》，这部诗集让我看到了一个诗人锲而不舍的探索和自我超越。2013年，我也把自己在中国发表的一篇论文《从声音到身份：论马华诗人田思诗歌的音乐品性与文化立场》发送给他，他对该文从音乐性视角讨论他的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十分肯定，特别是对我在文中提出的田思是作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风骨和气质的马华诗人在进行自己的本土书写实践这一观点给予高度认同，从中他获得了“千山非我独行”、“吾道不孤”之感（参见2013年10月15日电子邮件）。田思所言不虚。我读田思的诗歌，确实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中的情感和节奏的律动。
田思的诗歌打动我的首先还是其中流淌的中华文化血脉。作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马来西亚华人诗人，田思始终坚守着他的中华文化之根。他写苏轼、写屈原、写李白，常常浸润于遥远的传统文化之中；写泰山、写河洛、写敦煌，将诗歌扎根于中华文化的风景；写北京奥运、写高峡平湖、写中国当代艺术，让诗歌回应中华文化的时代脉搏。这种浓浓的中华文化情结贯穿了田思的整个创作生涯。他在《风下留韵》一诗中写道：“拎着行李/一册宋词鉴赏/伴你独行的身影”（《雨林诗雨》28），这不仅仅是对友人的描写，更是他自己的中华情结的投射。在这里，唐诗宋词相伴的“独行身影”并非孤独，而是一种执着，是一种远行他乡者对文化之根的坚守。在《雨林诗雨》中，他书写立春、感念惊蛰、抒怀端午、望月中秋（148-154），华夏文化的节奏与神韵赋予他的诗歌以深层而悠远的华夏情怀。
田思诗歌的华夏情怀源自他对中华文化的信念和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坚守。对于他而言，“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与真诚悲悯的情怀才是好作品所应具备的要素”（见《花踪的回想》）。田思坚持将自己浸入来自祖先国度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以此滋养和塑造其诗歌和人格，从而达到“文如其人”的境界。将人格塑造与诗歌创造紧密结合，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表现。清人钱泳说过，“文要养气，诗要洗心”，田思在《端午节谈诗》一文中也有类似表达：“写诗是诗人自我提升与人格自我完成的过程，也是他认识与评价这世界的管道”（《沙贝的回响》103）。在这一意义上，田思正是以中华文化来养气和洗心进而塑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和情怀。
读田思的诗歌，可以感受到谦诚澄明及其背后的崇高与执着。他在《读苏东坡》一诗中，借助于古词曲的音韵与苏轼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和唱和，将这位释道儒兼修、不论身处何境都能随缘自持的诗人引为知音，将他的“淡泊、超然”内化为自己的处事心态，也融入自己的几乎所有的诗歌之中，成就其诗歌的内在气韵、外在气度。他的诗歌常常质朴无华、澄净淡泊、清凉如夜色，没有时尚的花哨和精英主义诗歌的晦涩，却恰恰浓醇似酒、意味深长。这种质朴和淡泊并非意味着诗人超然物外无欲无求，而是因为他静笃守一、旁无杂念的心理结果，是淡泊以明志、舍我而取义。他选择谦卑和质朴而不是超脱于大众的精英和前卫，实则是志在将小我融入社会的大我之中、融入身外的大世界之中，以捍卫真实的价值、弘扬超越小我超越时空局限的理想，即是弘扬他所说的“大美”。田思在《金马仑茶园》一诗中写道：“我选择谦卑/所以我与大美同在”（《雨林诗雨》106），这无疑是对他的诗学观的诗性阐释：“诗人是在俗世中寻找自我的真实，在大我中寻找小我的价值，在自然中寻找人与环境的和谐”（见《我的诗观》）。由此可见，田思诗歌中的谦卑和淡泊堪称是一个精神隐喻，表现出来的是他舍生取义的风骨、恪守良知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与中国古代文人澹泊明志的风骨和家国情怀一脉相承。正如傅承得所言，田思“所看重的，是真诚的声音与文字之美，像诗中的白居易，词里的苏东坡，同样有家国、有烟火，也有傲骨。他的笔和心，那么贴近传统文人”（《回神》47）。同时，他的谦卑和淡泊也是一种表达策略，将宏大庄严的社会生活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从底层、卑微、琐碎之中探寻上层、高端、整体的意义，这无疑为明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倡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理念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
田思的诗歌的确蕴含着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情结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就是一种回归书写，即从在地回归到遥远的中华、从当下回归到传统，而是一种本土书写和当下书写。中国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为他的本土书写和当下书写提供了独特的角度和平台。
田思的本土书写是以马来西亚华族为切入点展开的马来西亚（尤其是砂拉越）书写。在田思看来，包括砂拉越在内的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园，正如他在《岛和雨林》一诗中写的，“岛和雨林/生命的摇篮/我们都是太阳的儿女/我们一起放声欢唱/唱着波涛和土地的歌”（《雨林诗雨》85-86）。这是田思诗歌中常有的主题，但是在《雨林诗雨》中，他更加努力地挖掘马来西亚华族的本土化历史，从而赋予这一民族以文化的根性、主体的合法性、身份的独特性。他写罗芳伯、黄乃裳、刘善邦，写早期的华夏儿女与马来西亚的其他民族一起破土拓荒、共御外辱、建设家园，以深厚的历史赋予马来西亚华族以本土性身份。因而，他在《献给帽山拓荒先烈》一诗中庄严地向拓荒先烈致敬：“没有你们的血汗和牺牲/就没有我们美丽的乡土”（《雨林诗雨》120-121）。同时，他十分关心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承和生长，在《马六甲组诗》、《流放》、《华夏云帆济沧海》等诗中书写中华文化在这片赤道热土传承的艰难与执着，并从马来西亚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并点亮中华文化的风景：例如，他在《古镇三灯》一诗中，将早已悄然融入马来西亚生活中的“灯笼”、“走马灯”、“天灯”等中国元素进行凸显，从而勾勒出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源流和作为马来西亚民族成员的独特性。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正是多元文化的根本要素，因而田思的诗歌在表现华族文化身份独特性的同时，也书写了马来西亚多样文化的本土特征。他不仅注重表现华族在椰风雨林的自然风舞中的生活图景，而且将华族置于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语境之下进行考察和书写。在小诗《广场秋千》中，田思书写了婆罗洲的不同民族同聚一起享受不同民族的美食、赞叹共同家园新成就的和谐场景，而在《我的心掉落在巴里奥的盐井》一诗中，他勾画出了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从排斥和仇恨走向同舟共济、和谐共处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田思的本土书写也是整个马来西亚民族的书写。
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气质的马来西亚诗人，田思又具有强烈的当下意识和社会责任。在这一方面，田思立足于马来西亚的本土书写，但又淡化了时空疆界，他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关注马来西亚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当下的生存状况。他在《诗人》中写道：
诗人忧戚着
外面的风雨
却被家里的风雨
淋成落汤鸡（《雨林诗雨》80）
这些诗句不禁让人想到郑板桥“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人文情怀，反映了田思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又揭示出当今社会人文思想和文化所面临的压制。对于这一社会使命，他的诗歌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田思批判了商品社会物质对文化的主宰。例如，他在《封琴》写道，“水电单 赡养费/生意倒闭的账单/总压着/那层厚重的琴盖”（《雨林诗雨》30-31），深刻揭示了商品社会对文化艺术的压制。另一方面，他批判了霸权体制对文化和人文思想的桎梏。在《书斋奇遇》一诗中，他以诙谐的口气讲述了书斋里他新买的一套《民间评论》遭到虫噬鼠咬的故事，其中的《留根与遗恨》中的“根”与“恨”都只剩下“艮”了，“《看谁在反人民》却幸存/不幸存的是‘
’旁的‘言’字”（《雨林诗雨》40），这首诗辛辣地讽刺了强权对于民间声音和自由思想的压制。
在田思看来，以物质追逐和强权横行为特征的现代文明不仅是压制了人文精神和文化思想，更是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人性泯灭和道德沦丧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产物，田思对此表示出极大愤怒。他在《我听到内心的海啸》一诗中写道：
在纽约双子星大楼被撞塌的废墟
和悼念罹难者的白色烛光中
在峇厘岛夜总会的连环爆炸声中
在伦敦地铁站的毒气弥漫中
我听到内心的海啸
我听到内心的海啸
在丢着无数破鞋和避孕套的道德海岸
在遍布针孔摄像机和网络毒信的角落
在暴力色情光碟与八卦杂志充斥的市场
在以偏执和迷信砌成的神秘祭坛
在贪得无厌的欲望刷卡声中
在填满功利食谱的学校课本里
我听到内心的海啸（《雨林诗雨》50）
这首诗呈现出艾略特《荒原》所描写的泰晤士河上的污浊、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中阵阵海浪传达出的道德忧思，诗人将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暴力和杀戮的根源直指强权和物欲主宰的现代文明，认为这正是当今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的根源所在。不仅如此，田思的诗歌还揭示，强权和物欲也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日益严峻的环保问题的根源。他在《投奔怒海》一诗中借婆罗洲拉让江上游大肆商业砍伐导致船运、供水、鱼类生存受到影响的环保事件批评了物质追逐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而在《心园牧歌》一诗中更是直接将环保与霸权联系起来，“地球母亲/被抽干了骨髓/霸权与仇恨的病菌/已使她濒于瘫痪”（《雨林诗雨》76）。
田思的诗歌还表现出对现代文明语境下历史保护的严重关切。在《马六甲组诗》等诗中，他注意到了马六甲华人的开埠史连同葡萄牙人和其他民族的移民史都在商业文化中消失，不过，在他看来，商业文化的背后是霸权的操纵。他在《甘蜜街》中写道：“权势的铲土机/——铲去了它的古早味”（《雨林诗雨》130），“铲除古早味”意味着从根源上铲除一个民族的独特性，强权操弄的去民族个性最终是要建立单元文化的霸权格局。田思在《青云亭》中叹息道，“三百多年后/西装革履的峇峇后裔/守不住祖先传统”（《雨林诗雨》66），此刻，他的关切或许不只在于商业/强权与历史传统的冲突，更是祖先传统与西装革履之间的矛盾，是在物欲与强权操纵下的全球化浪潮下如何保持民族个性和独立品格的问题。在这里，田思不仅关注的是砂拉越或马来西亚自身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性问题。
由此看来，田思以中华文化传统为根本的本土写作和当下写作，反映了他始终坚持自我而又不断超越自我的诗学实践。他将自己置于中华文化传统之中、置于砂拉越和马来亚的文化空间之中、置于整个人类世界之中，以独特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视角书写自我，书写本土，并借此书写当下的人类世界，从而展现自我的独特价值和更广阔的意义。这一点在《雨林诗雨》中比他的其他作品中表现得都要突出，堪称是他近年来所提倡的“书写婆罗洲”的自我实践。婆罗洲拥有仅次于亚马逊流域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它本身就具有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生态、多元景观；“书写婆罗洲”，按照田思在《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一文中所说的，“是一种文学策略”，旨在以其自身的独特性进入世界，通过挖掘自身的多元共存结构展现其独特价值和普世意义。他在《婆罗洲华文文学巡礼》一文中梳理了“书写婆罗洲”的几个潜在议题：
1. 以多元文化的发扬来制衡单元文化政策的霸权。
2. 以传统本质文化的维护来抵抗全球化的市俗侵蚀。
3. 以“在地书写”来善用丰富多彩的本土资源并表达真实感受，以“场所精神”来表现雨林奥秘和乡镇风光。
4. 以环保精神和中庸思想（包括爱护大自然）来节制盲目发展与功利主义。
5. 以“慢活”和“自然纯朴来对比焦虑紧张，虚伪装作与过度透支的生活方式。”
在这一意义上，田思在《雨林诗雨》中通过立足于本土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多元、商业社会中的生存环境与人性道德、强权统治下的文化策略与人文情怀等问题进行思考，正是对“书写婆罗洲”这一文化策略的践行。因而，田思的诗歌不止于本土书写，不止于当下书写，这正是田思诗歌不断超越自我的地方。
是为序。
附：个人简介
罗良功，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美诗歌诗学协会（CAAP）执行理事、《韩国叶芝学刊》国际编委会副主编、《外国文学研究》（AHCI源刊）和《世界文学研究论坛》编委，曾先后以访问学者和富布莱特研究学者身份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近年来，罗教授主要研究英语诗歌、美国非裔文学、文学翻译等，在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地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60余篇；出版《艺术与政治的互动：论兰斯顿·休斯的诗歌》、《英诗概论》、《语言派诗学》（译著）、《查尔斯·伯恩斯坦诗选》（译著）、《让我们共同面对：世界诗人同祭四川大地震》（策划和编译）等各类著作19部；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湖北省社科基金课题、国家出版基金子课题、中美富布莱特基金课题；其作品曾获湖北省社科期刊第十二届专题优秀作品三等奖、上海市委外宣办主办的第十届银鸽奖出版类（图书）二等奖等。罗良功教授曾受到美国堪萨斯大学、马萨诸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美国高校语言协会、韩国汉阳大学、高丽大学、檀国大学、韩国叶芝协会、日本名古屋大学、马来亚大学等近20家国外学术组织的邀请和资助前往讲学或作大会主旨发言。罗教授还积极推动国际间的学术合作和交流，作为主要组织者筹办了一系列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如中美诗歌诗学协会第一、二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2011、2013）、美国非裔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兰斯顿·休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