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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0日星期五

编者的自觉

  • 李笙

文艺副刊的编纂出版,对砂华文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编者对此间文学的发展,亦扮演了相当吃重的角色, 虽然这份工作吃力不讨好。

不容讳言的是,在文学期刊或诗文小说选集不可多得的 情况下,文艺副刊的总和几乎形成/塑造了所谓的「砂华 文坛」;而这些副刊无形中负起了支撑文学烟火延续的「历史包袱」。不论自觉与否,编者的责任和态度不啻 便是架构文坛生态的催生者,因此编者的「政治性」极 可能左右了未来文学史形成的一部份动力,或反动力。

我绝对相信,此间的编者并没有意识到本身「政治性」的存在,以及这种政治性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对於他 们来说,强调客观、强调包容(比如我们常听到的「不分派别,只要是好的作品我们都愿意刊登」这类话)、急急撇除意识型态等,正是所有编者乐此不疲表达自已 立场的「陈腔烂调」。这一类人人可派上用场的说词既缺乏「创意」亦复掩盖了背后所涉及的种种问题,比如情感偏好、理论学养、艺术品味等等。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本州报章文艺副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来稿照登」型,主编者几乎完全缺乏文学方面的知识,他们监于馆方授命接下编务,於是我们看到刻板 工作态度下的「成果」,版面设计僵硬、内容杂混、轮廓模糊;最糟的是在稿源匮缺情况下,伪文学作品也混迹其中。

另一种则由本身从事(或曾经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主编, 这类副刊还偶见佳作;但如上所述,他们严格强调客观公正,各种风格、派流、手法的创作都统摄在同一个版面上,「大拼盘」的性格就很容易地显露出来。其实我 一向来觉得,没有本身特色正是导致本州文艺副刊面目模糊的成因之一。

当然要求风格统一,强烈具有某种特色,对我们的编者毋宁不简单,在文学人口寥寥无几、文学创作水准低落的砂州,任何编者都可能面对抱负难展的窘困。另一方 面,编者的後知後觉,和文学素养也导致他们筛选来稿时,往往对作品优劣丧失了判衡的依据;有识之士当可从副刊作品中获得引证,可知我此言非虚;尤有甚者, 一些编者喜在编後也来那么几笔,不写尤可,一写便彻底露出了贫瘠的「底细」,在这些编言中极易窥探出编者学识修养的深浅。

张汉良主编台湾尔雅版《七十六年诗选》时,曾经强调他的「政治性」立场。他说:「一般人的要求的是编者应当客观,其实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编选集的人和写 历史的人有其诠释视域,由错综的文学、社会、心理、政治等种种因素构成他认知诠释的模式。他再把这模式投射到他可能读过的作品上,他的作为已然经过成见与 立场中介,因此所谓客观的立场其实是不存在的。…… 笔者不觉得「门户之见」或「党同伐异」等主张有何不耻」。妙哉斯言。我们终於读到了一部「另类」而又标青的後现代诗选集。

诗选集与报章文艺副刊的主张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两者在性质上判然有别,前者具有某种文学史「价值分配」的意义;後者则「服务」的意义大些,尤其此间文 艺副刊一向来予人的印象是,提供文学创作发表的园地而已。但无论如何,它们的编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任何被选刊的作品已是经过过滤。剔除後的产物,编者的 「排他性」仍然存在着权力运作的深刻痕迹,这一点编读者不容忽略。

期待砂州出现一份特殊而有份量的文艺副刊,它不仅仅提供园地,它还必须栽培新秀。带领风骚、开拓新的文学风貌,影响当代也影响我们书写中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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