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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2日星期一

原鄉想像/浪子文學

◎王德威
浪子敘事因其豐富的抒情性有別於一般的寫實主義小說。天涯海角,客中旅次,本來就容易觸景生情,更何況浪子多情易感的本色。
 但在投射他的欲望對象時,李永平的問題要比前輩複雜。擺盪在母親與女孩的兩極間,他的女性形象事實上凸顯了浪子欲望追求的缺陷。


 在台灣現代小說的傳統裡,李永平其人其文都是相當特殊的例子。李永平生長於東馬婆羅洲,一九六七年負笈來台,就讀台大外文系。一九七二年,他憑短篇小說 〈拉子婦〉贏得注意,從此創作不輟。一九八六年,他推出《吉陵春秋》,以精緻的文字操作,複雜的原鄉想像,引起極大回響。但李永平真正成為一種現象是在九 十年代。一九九二年,他出版了長達五十萬字的《海東青》上部。這本小說描寫海東都會(台北?)的繁華墮落,幾乎沒有情節可言,而文字的詰屈晦澀,也令一般 讀者望而卻步。

原鄉想像
 李永平的〈拉子婦〉已不自覺地顯露日後他所必須一再處理的問題。這個故事表面寫的是個「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悲慘遭遇,幾乎像是五四以來人道寫實主義的 翻版。但骨子裡的命題則要嚴峻得多:漂流海外的華族,要怎樣維護他們的文化傳統,血緣命脈?故事中的拉子婦是婆羅洲土著,她與漢人成婚,受盡歧視,終於委 頓而死。拉子婦的下場當然值得同情,但她所象徵的威脅──異族的,混血的,繁殖的威脅──隱隱指向漢人文化最終難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命運。隱身為童稚 的敘事者,李永平靜靜的鋪陳一則有關海外移民的預言:移民是否終將淪為夷民?

 另一方面,李對拉子婦的同情不以族裔設限,而更及於她的性別身分:她是個母親。這是李原鄉想像的癥結所在。母親──母國,故土,母語──是生命意義的源 頭,但換了時空場景,她卻隨時有被異族化,甚至異類化的危險。拉子婦曖昧的身分,還有她必然的死去,因此成為李永平的原罪恐懼。如何救贖母親,免於異 (族)化,甚至期望母親回歸到永遠不要長大,不要變老的孩提時代,成為他未來三十年不斷嘗試的計畫。

 李永平的孺慕之情在〈圍城的母親〉和〈黑鴉與太陽〉裡有更進一步的表現。尤其〈圍城的母親〉已有寓言意味。海峽殖民地裡的小城,華裔移民的社會,蠢蠢欲 動的土著,誓守家園的母親,敏感多慮的兒子,串演出一齣詭異的母子情深的故事。小說中段,母親夜半棄家逃難,「船在水上航行,就彷彿在泥坑裡行走一般。從 上游不斷漂下一堆堆樹幹樹枝樹葉,也不知道它們在什麼時候才漂到河口,進入浩瀚的大海。倘若它們不斷地向北方漂去,是不是會有一天漂到唐山?」然而母親最 後還是決定調轉船頭,回到被圍的城裡去。他鄉已是己鄉,捨此難有退路。飄零域外的華族子弟只能與「圍城的母親」長相左右。

 李永平早期小說主要收於《拉子婦》(一九七六)內。《拉子婦》出版後十年,他推出了《吉陵春秋》(一九八六)。這些年間李永平留學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想來又是另一種異鄉經驗。《吉陵春秋》由十二則短篇組成,各篇自成格局,合而觀之,又相互呼應,儼然有長篇架構。全書以一樁姦殺案為主線,寫一座小鎮裡的 敗德行為,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怖後果。李永平的原鄉敘事在此有了大膽轉換。《拉子婦》時期的婆羅洲風土逐漸遠去,他筆下的吉陵鎮既有南洋情景,又透露北方特 色;既充滿鄉土寫實符號,又處處令人難以捉摸。我卻認為《吉陵春秋》不妨視為一場精采的特技表演,藉此李永平把他的鄉愁一次出清。學過後現代理論的評者, 很可以談吉陵所產生的虛擬情境,已經顛覆了傳統鄉土文學。但李永平走不了這麼遠。以他的路數而言,鄉愁最後的歸宿就是文字,而文字之為用大矣,豈可兒戲? 歸根究柢,李永平是以現代主義的信念與形式,重鑄寫實主義題材。但我們必須警覺,當李永平刻意建造他的紙上原鄉,用文字把它經營得密不通風時,他其實在建 築自己的「圍城」。而我們的下個問題是,圍城裡的母親何在?

 《吉陵春秋》最重要的母題是女性──及母性──的淪落。在吉陵這座封閉的小鎮裡,欲望橫流,邪惡四下蔓延。不論是美麗貞靜的少婦,還是人盡可夫的妓女, 都難有善終。生育與死亡成了冤孽的循環;早期李永平塑造的母親形象失去了救贖的能力,自己也不能被救贖。李記得小時候在家鄉不時撞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婆 婆,孑然一身,如幽靈般的遊蕩。「她從何處來?往哪裡去?她馱在背上的那個沉甸甸紅包袱裡頭裝什麼東西?隱藏什麼祕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老婦人是 《吉陵春秋》裡的劉老娘的原型,而劉老娘是個一切被剝奪殆盡的母親,一個絕望的母親。《吉陵春秋》由此洩漏李永平的心事。他最終要寫的鄉愁就是一種創痛: 母親的創痛,人子無能為力的創痛。

 李永平花費大力氣構築一個完美的文字原鄉,但他訴說的故事卻是背道而馳。我認為這不只是李永平給自己下的美學挑戰,也指向文本之下、之外的意識形態弔 詭。他的敘事形式與敘事欲望相互糾纏,難以有「合情合理」的解決之道。他所沉浸的現代主義在形式和內容間的永不妥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往裡看,我要說 如果李永平寫作的目標在於呼喚那原已失去的中國/母親,付諸文字時,他只能記錄自己空洞的回聲。他的一無所獲,不是敘事成敗的問題,而是欲望(或信仰)的 得失問題。

 這一問題在《海東青》和《朱鴒漫遊仙境》裡完全攤開來。《海東青》擺明了是一則關於台灣的寓言,寫留美歸國學人靳五和七歲的小女孩朱鴒在海東市(台 北?)街頭邂逅,竟日遊蕩的過程。書裡情節其實乏善可陳,但李永平在描寫這座城市的淫逸混亂上,卻呈現了一場又一場的文字奇觀。與此平行的是他對國民黨政 權的殷勤照看,甚至將國府遷台比為聖經的出埃及記。一邊是《洛麗泰》(Lolita)式的戀童故事,一邊是老掉牙的反攻預言,《海東青》所呈現的落差如此 之大,難怪引人側目。

 在一片繁華靡麗的描寫中,一種歷史宿命的焦慮瀰漫字裡行間。李永平將他的焦慮盡行投注在朱鴒身上。這個女孩大概是中國現代小說裡最年輕的女主角吧。她的 天真爛漫,引來靳五無限癡迷。然而海東女孩多被迫催熟,及早步入婦人生涯,朱鴒也在劫難逃。是以《海東青》最後,靳五拋下一句話。「丫頭,不要那麼快長 大!」但在《朱鴒漫遊仙境》裡,這個丫頭還是自顧自的走向時間陷阱,不得不長大。

 從早期的受難母親到七歲的朱鴒,李永平為女性造像的執著未嘗改變。改變的是李永平節節倒退,彷彿只有回到時間的原點,才能把握並保留當年母親所釋放的深 情。在疲憊滄桑的母親和未經人事的朱鴒間,我們可以看出一條神祕的線索。如果母親象徵著「原初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那麼朱鴒就是那「母親」的翻版──不,原版。一切的愛戀都由此開始。「丫頭,不要那麼快長大!」這一廂情願的姿態令我想起了羅蘭.巴 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Camera Lucida)中對他母親童年照片的迷戀與悲傷。在那裡,母親是那樣的清純天真,但在相機停格的剎那,死亡已經潛藏映像之下。同樣的,李永平的文字再栩栩 如生,他的書寫不承諾前瞻性,而是重複演出悼亡傷逝。這是鄉愁敘事的根本。就算李永平倒撥時鐘,回到母親的前身,意義的墮落依然已經等在那裡。
 
浪子文學
 李永平自謂是「南洋浪子」,三十年的文學歷程,換來  二字,說得輕鬆,感慨自在其中。  ──日以繼月的在路上,漂泊四方,沒有歸程。這是浪子的本命 了。但浪子畢竟不是沒有寄託。觀察他這三十年的行腳,從東馬到台灣,從台灣到北美再回台灣;從台北,到北投,到南投,到花蓮……。他的夢土是中國,卻在台 灣度過半生;他辜負過惦念他、摯愛他的人;他一度不再回顧南洋家鄉了,但繞了一大圈,家鄉的點點滴滴還是成為他寫作再出發的開始(《雨雪霏霏》)。驀然回 首,一切恍若隔世。這一切都像是為「離散敘事」(diaspora narrative)量身打造的例子。

 「離散」的定義在空間上打轉,而「浪子」則突出了離散主體的意識。我以為當李永平以浪子自況時,他觸及了現代中國文學裡的一個傳統──浪子文學。這一傳 統雖然不能算是主流,但卻有相當意義。相對於感時憂國,吶喊彷徨的「大敘事」,浪子文學的作者或人物多了層強烈的個人色彩。浪子遊走四方,各有抱負,但在 歷盡世故風流之餘,不能沒有身世之感。憂國懷鄉,追情逐孽,聲色一場,無非平添他們滄桑的自覺。而最重要的,浪子書寫由此引發了一種抒情──或懺情──的 意識,在一片寫實主義的大纛下,自然獨樹一幟。

 在現代文學的彼端,蘇曼殊與郁達夫堪稱是浪子文學的典型。這兩人的生平都是高潮迭起,既有家國之痛,也不乏情色煎熬。發為文章,跌宕風流,不是過來人不 能如此。而蘇的混血背景,郁的跨國經驗,更為他們的浪子形象增添異國情調。蘇曼殊由色悟空,以出家結束他的紅塵漂泊。郁達夫則更為傳奇;抗戰前夕他遠走南 洋,身分愈加複雜神秘,最後他為日軍所殺,成為一樁文學史公案。蘇曼殊和郁達夫都是以生命見證文學,前者的《斷鴻零雁紀》,後者的懺情小說《毀家詩紀》, 糅合傳記與想像,早已成為經典。

 就著這個傳統來看上個世紀末的浪子文學,我以為李永平和高行健各具代表性。在極權主義的國度裡,高行健居然四下遊走,尋找他自己的「靈山」。而他的《一 個人的聖經》力求以個人的,肉身的情色冒險,救贖一個意識形態狂飆的年代。相形之下,李永平打從頭起就不斷變換流寓僑居的地點,從南洋到北美,從台灣到 (想像的)中國,最後一頭栽進文字迷宮中,不能也不願找到出路。高李兩人都有國族與身分認同的問題,應非巧合。八十年代末,高行健遠走法國,才能回過頭來 檢視他前半生的起落與流浪。與此同時,常駐台灣的李永平開始擬想著他的  計畫,而以《海東青》為高潮。到了《雨雪霏霏》,李永平更一任他的想像足跡穿梭 於婆羅洲與台灣間,形成頻繁的動線。那蒼莽的神州大陸反而愈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如前所述,浪子敘事因其豐富的抒情性有別於一般的寫實主義小說。天涯海角,客中旅次,本來就容易觸景生情,更何況浪子多情易感的本色。但在投射他的欲望 對象時,李永平的問題要比前輩複雜。李永平的作品不乏女性角色,但她們卻不能為浪子創造更多「浪漫」的機會,至少不像郁達夫到高行健所示範的那種情欲徵 逐。擺盪在母親與女孩的兩極間,他的女性形象事實上凸顯了浪子欲望追求的缺陷。《吉陵春秋》裡的長笙原應該是李永平理想的青春女性化身,但她的出現帶來詛 咒;她的美和死亡脫不開關係。

 這引導我們思考李永平浪子書寫的奇特張力。浪子並不能因其落拓不羈的個性而解放他的欲望;相反的,浪子的欲望成了禁忌。可以一提的是,高行健的小說如 《一個人的聖經》也暗示了強烈的戀母情結,但這反而促成他的第一人稱主角不斷從成熟女人身上尋求(替代/性的)慰藉。李永平逆向操作,一部《海東青》外加 《朱鴒漫遊仙境》,寫的都是浪子面對海東排山倒海的情欲威脅,束手無策的困窘。女孩終將墮落為女人;但母親,妳在何方?

 前面已經提過,《海東青》以靳五的一句話「丫頭,不要那麼快長大!」做為高潮。我倒認為這句話有個潛台詞:不要長大的其實是我們的浪子。這本小說充滿了 情色挑逗,卻最不具挑逗性。我曾經抱怨過靳五這個角色是個奇怪的旁觀者,除了對女孩子常常「看癡了」、「心中一酸」外,缺乏明確的動機。如今看來,這反而 成了李永平浪子敘述的特徵。

終極歸宿
 李永平所有的欲望最後化為他與文字的糾纏,這才是他沉迷撫弄,欲仙欲死的愛戀對象。中國文字是神祕的圖像,「千姿百態,琳琅滿目」,從李永平幼年就「誘 引」、「蠱惑」他。他甚至藉他人之口說明支那象形字是「撒旦親手繪製的一幅幅……東方祕戲圖,詭譎香豔蕩人心魂。」這是一種業障,但李永平甘心陷溺其中, 不能自拔。李永平經營他的文字迷宮,或文字春宮,以《海東青》達到頂點。這本小說以大量艱澀冷僻的詞彙,堆疊海東欲望橫流的場面,筆鋒所到之處,無不成為 奇觀;文字果然就是祕戲。而李永平如此耽溺,就算有心要為小說作一了結,他也不能寫完,也完不了。只有從這角度來看,他的浪子情結才算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李永平的浪子寫作必須與他的原鄉想像合而觀之,才有更豐富的涵義。漂流多年,是浪子回家的時候了。但是回到哪裡去,怎麼回去呢?在他的近作《雨雪霏 霏》裡,李永平立足台灣,以文字重新召喚東馬家鄉。比起《吉陵春秋》與《海東青》的極端試驗,這本小說集代表一種「眼前無路想回頭」的轉圜。在書中,李永 平以歷盡滄桑的角度,遙想當年成長過程的點點滴滴。他既是敘述者,也是被敘述的主題。華族移民生活的苦樂,青春啟蒙的經驗,還有揮之不去的種族政治陰影, 於是一一來到眼前。類似題材張貴興的《賽蓮之歌》也處理過,但李永平的敘事仍有特殊之處。他延續了《海東青》裡浪子與女童的搭檔關係,只是這一回他更把 「小丫頭」朱鴒提升成為他永恆傾訴衷腸的對象。沒有朱鴒,家鄉的回憶就無從開始。如果張貴興以希臘神話的賽蓮女妖(Sirens) 做為南洋少年的欲望源頭,李永平簡直就像是要把他的朱鴒比成《浮士德》裡的葛蕾卿(Gretchen);後者以她不幸的墮落和救贖成全了與魔鬼打交道的浮 士德。但《雨雪霏霏》裡的浪子能叫停時間,不再漂泊麼?小女孩能不要長大,不要墮落麼?

 耐人尋味的是,李永平選擇《詩經‧小雅》的一句話「雨雪霏霏,四牡騑騑」為新作點題。三千年前中國北方的冰天雪地與南洋的蕉風椰雨形成了奇詭的對應。識 者對此或要不以為然。但為什麼不可以呢?在回憶與遐想的天地裡,文字排比堆疊,化不可能為可能,其極致處,歷史稍息,一種詩意油然升起──這當然是李永平 文字漂泊的終極歸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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