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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6日星期日

诗是生命的延续--吴岸

吴岸是马来西亚杰出的民族诗人,也是国际华文诗坛上的一颗明星。他原名丘立基,1937年出生在婆罗洲沙捞越。对于吴岸来说,诗歌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成 为他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早在中学时代,故乡沙捞越的热带丛林和拉让江的波涛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6岁时就发表了第一首诗《石隆门》,至今已走过了 半个世纪的诗路历程。

50年代是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吴岸的祖国也发出了争取独立的呼声。诗人充满激情地写道:“沙捞越是个美丽盾/斜斜挂在赤道上/年轻的诗 人,请问/你要在盾上写下什么诗篇?”(《盾上的诗篇》)对于这个巨大的问号,吴岸用实际行动,用自己的生命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他热情地歌唱自由,歌唱祖 国,歌唱生命,写下了大量以马来西亚(当时的沙捞越)的社会、土著人民生活与婆罗洲自然景色为题材的诗篇,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和民族特征。他的第一本诗集 《盾上的诗篇》于1962年出版后,便获得了“拉让江畔的诗人”的美称。不幸的是,60年代中期,这位才华横溢、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因为参加反对殖民统 治的独立斗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了10年最宝贵的光阴。

70年代后期,吴岸恢复了自由。刚上任不久的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黄文彬先生慧眼识珠,破格聘请吴岸担任他的私人助理。拥有国家与州元首封赐的崇高 勋衔“丹斯里拿督阿玛”的黄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人中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他领导的黄文彬集团公司也是马来西亚最有影响与实力的财团之一。黄文彬连任全国中 华工商联合会会长职务21年,吴岸也作为他的私人助理将近21年。这种信任与默契,足以说明吴岸的为人与才干。

除了处理各种繁琐的日常事务,吴岸又拿起了诗笔,先后出版了诗集《达邦树礼赞》(1982年)、《我何曾睡着》(1985年)、《旅者》(1987年)、 《榴莲赋》(1991年)、《吴岸诗选》(1996年)、Gulombang Rejang(巫译诗集,1988年)、ATribute To The Tapang Tree(英译诗集,1989年);出版的文集有《到生活中寻找缪斯》、《马华文学的再出发》、《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历史著作有《沙捞越史话》。并 有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有人认为:“论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坚持的艺术手法及所起的影响力,或可说吴岸一度占据了马华诗国的半壁江 山。”

吴岸在推动和发展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是沙捞越华文文学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主编华文报《新闻报》的文艺副刊《拉 让文艺》。1985年,吴岸创立沙捞越华文作家协会,并担任该会会长至今。他亲自主编该协会的大型文学季刊《拉让江》(现改名为《马华文学》),并主编 《犀鸟丛书》,出版了会员的文学作品达40余部。他还曾担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以及各种文化、出版、文学奖的评审委员等多项职务。有感于青年时代 姚紫、杏影、方修等文学前辈对他的提携和奖掖,吴岸成名之后也大力扶持提携文学青年,担任诸多青年文艺营主讲,指导青年文艺创作。近10年以来,他就为 老、中、青年作家出书写了40多篇序文。

值得提出的是,吴岸于1993年4月6日出席了在广东省惠州市举行的“南国诗会”他与徐迟、野曼、犁青、洛夫等23位海内外著名诗人共同发起成立“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担任该笔会的理事兼副秘书长,并一连四届出席笔会,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华文诗歌创作。

鉴于吴岸在经济、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上的卓越贡献,1997年6月6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亲自颁发给吴岸一枚K·M·N国家荣誉勋章。马来西亚各大报都在头版发了消息并刊登了吴岸在皇宫接受授勋的照片。

人们往往只看到吴岸获得的荣誉和成功,却没有看到这成功背后的艰辛。吴岸一生都在与病魔作斗争。他自小体弱多病,17岁时就做大手术切除了一个肾。所以严 格地说,他从少年、青年、中年,一直到老年,都是一个病人。他取得的成功,比一般健康的人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更不幸的是,吴岸于1997年1月竟发现患了 肠癌(这大约是10年牢狱生活留下的后遗症)。虽然他去北京做手术、化疗休养后,听说恢复很快,但身体究竟怎样,却一直让人担心! 1998年3月25日,第四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海南三亚举行,吴岸竟然风尘仆仆地来了。只见他略比以前消瘦,但精神挺好,仍是那一把飘逸得令人妒忌的胡 子,仍是那平缓柔和、充满智慧的娓娓谈吐,仍是那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声,还有那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苏轼式的“旷达”心胸,令人恐怖的癌症似乎在他身上没有 留下什么痕迹。他带来了一本1998年2月出版的《生活存档》,这是他的第7本诗集。他仍在写诗。在三亚,他挥笔写下了《访天涯海角感怀》:“当年的蛮烟 瘴雨/淹没不了你孤傲的足迹/山鸣海啸/也掩不住你动地的歌吟/被流放的诗魂呵/在天地的绝处挺立/挺立成/顶天的椰树……”

世界上的诗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笔写诗的,把诗作为一种爱好,或者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工具,侧重于文字的排列组合和技巧的演出,带有玩诗的倾 向;另一种人用生命写诗,把诗作为一种信仰,或者生命的一部分,侧重于生命意志的体验发掘和真实情感的抒发,显现出生命的另一种存在价值。

吴岸无疑属于后一种诗人。他在《写诗札记》中写道:“我把文学创作当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它的内容即是生命的感知,它的形式即是感知时自然的形态。因此, 所谓创作,是一种出自与自然的生命表达,它无需予制造,它是一种自我的实现。”在《生命存档》的编排中,吴岸将《诗》一诗,放在第一辑《生命集》的首篇。 这种安排也许是无意识的,但足以泄露诗人的“机心”。如果我们从生命意识的角度阅读吴岸的诗,将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和惊喜。

诗人“因为预感生命的短促,便渴望能像莱蒙托夫、普希金、拜伦这些慧星般的诗人的生命一样瞬息燃烧”。当17岁的吴岸在一次大手术中从死神手里重获生命 时,他写道:“我心里有的是生的激情/我心里有的是白昼的光明/还有那越过海洋的歌/此刻正响彻我的心灵。”(《寄》)

诗人由自己的病痛失血,想起了祖国的贫弱痛苦。他写道:“我忍住痛苦,我还能呼吸/生的欲望多么强烈/对于我的同情者,我说/请给我以新的血液。”(《血液》)

因为出身贫寒,使他对勤劳而苦难的人们具有一种高贵的同情心。《子夜悲歌》描写一个勤劳善良的华族椒农,积劳成疾,无钱医治,临终前还告诫妻子:“我死后 七日,你要预备一把锄头,一只畚箕/在我的坟前烧化,在我的坟前烧化/我要把它们带到阴间,我还要耕种……”诗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了吴岸的一 生,成为他诗歌创作内在的支撑,也是他追求自由和真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参加独立解放斗争的思想基因。

吴岸的祖籍是广东澄海县,但他却出生在沙捞越古晋。这就使他具有双重身份。在《祖国》一诗中,他通过描写一个儿子在婆罗洲海岛送别老母亲北归中国的情景, 表述了他对祖国的诠释和确认:“你的祖国曾是我梦里的天堂/你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记住/那里的泥土埋着祖宗的枯骨/我永远记得———可是母亲,再见了//我 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这椰风蕉雨的炎热的土地呵/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呵!”很明显,诗人将他出生和生活的海岛作为现实中的祖 国,而将祖籍视为“梦里的天堂”———即精神上的祖国。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乡土观念和爱国思想,促使吴岸写出了《山中行》、《在山合勒里》、《墙与门》、 《南中国海》、《在高山之巅》等一批以沙捞越自然景色与土著风土人情为题材的诗,表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梦绕神牵,在 《长安赋》、《捡门记》、《小瓷盘》、《古瓮》等诗中,流露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和向往,带有强烈的寻根意识。

由于诗人把诗当作“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感知”,使他在诗歌创作时,常把主观意志和情感投射到客物景物中去,表现出独特的诗美体验。他写《椰颂》,是 “根/深植在悲哀的泥土里/默默地/把大地的眼泪/酿成琼浆玉液”,赞美椰树在苦难中的奉献精神。他写《风与石》,把自己想象成“一块沉默而冰冷的石头/ 任你揶揄/任你鞭刮/我仍然沉默而冰冷/因为我曾是炽热的岩浆/我是坚守在峭壁上的一块火成岩”,表现出一种对敌人的冷漠、傲视和坚强不屈的硬汉精神。在 《榴莲赋》中,诗人对外表“青面獠牙”,“是美是丑/是香是臭”褒贬不一的榴莲情有独钟,赞赏它“兀自巍立危山绝谷/岿然以亿万年风雨炼就的雄姿/任蝙蝠 蔽天鼠蛇漫野/日日夜夜/在洁白的子宫里/孕育着稀世的醇膏/披上盔甲/戴上自由女神的皇冠/伴着八月骤雨的前奏/悠然降临人间”,榴莲被赋予了伟岸、坚 贞、独立、自由的品格,这无疑是诗人理想人格的艺术象征。

再请看吴岸的《信念———观秦俑有感》一诗:

他们焚我以/烈焰/坑我以沙石/而我不死/我等待/等待一万年后/重见天日

这一天终于到来/我听见掘井的铲声/我听见人语/我兴奋地挪动身体/而我的躯已折/骨已碎/蓦然/一抹强光/伴着人间的惊呼/照见我/残损的微笑

在这里,抽象的“信念”被诗人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秦俑”来表现。整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却含蕴深厚,震撼人心,令人喟叹不已!秦俑可视为残暴统治下的被压 迫者,或者一场历史悲剧的牺牲品,饱受摧残后被埋在黑暗的地下,然而他却不死,等待着“重见天日”。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他却“躯已折/骨已碎”,定 格于“残损的微笑”。多少历史的沧桑,多少人间的悲剧,全部凝聚为这一“残损的微笑”!这是含泪的微笑,凄美的悲壮,一种独特而能引起共鸣的生命体验。在 这写作的瞬间,诗人的生命已与“秦俑”合为一体,使冰冷的历史文物具有了生命的活力,创造出独特感人的艺术形象。诗人哪里是在用笔写诗,他是在用自己整个 的生命写诗。生命虽然有限,但却在诗中得以延续,在“残损的微笑”的一瞬间获得永恒。

在现实主义被一些人认为已经过时的时候,吴岸公开表白说:“我是坚持现实主义的,虽然我从不排斥任何不同的表现的手法。我认为,以生活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充实下,是具有极其伟大和蓬勃的生命力的。”吴岸正是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对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作出了新的 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

吴岸从他所处的时空背景和生活经验出发,大量抒写了赤道热带丛林的自然风光、沙捞越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土著民族的生活习俗。在他诗中经常出现的有蛮荒的处女 林、海岛、潮汐、河滩、椒山、胶园、椰林、芭场;有高大的达邦树、盐木、红树、九重葛、雨伞树;有榴莲、槟榔、蕃石榴;有夜鸣虫、候鸟、猫头鹰;有神山、 尼亚石洞、摩鹿山、摩拉督山的守护的神;有华族的亚答屋、伊班族的长屋和海达雅人猎人头的原始风俗等等。这使他的诗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地域性和不可替代的 民族性。

在吴岸早期的作品中,《南中国海》是一首很有历史厚重感的力作。诗人以雄浑激越的笔调,展现了他的祖先如何远离故国、飘洋过海来到这苍莽的异乡,“以赤手 空拳和性命去换取生活/在半黑暗的荒蛮的处女林里呼吸”,筚路蓝缕开拓荒地、创建新家园的历史画卷,是一部近几个世纪来马来西亚华侨移民生活的“诗史”。 诗人以感情饱满的笔墨写道: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蕉雨/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然是血/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 /你的北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诗人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确认已落土生根的马来西亚是自己的祖国,一方面又血浓于水,对中国大陆有一种千丝万缕的民族 感情。诗中反复写南中国海的狂浪“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又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这不仅是南中国海的两个地域的自然描绘,也 是长期定居异乡而仍然情系故土的华侨心态的真实写照。吴岸对北方的大陆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仰慕之情,在他的《长安赋》一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宣泄。

吴岸诗中浓厚的本土色彩,并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描写,而是常常带有世界性的意义,展现出开阔的思想文化视野。请看他的《碧湖》:

这历史的封面碧波荡漾/绿藻下鳞光闪闪/湖湄有人戏水/漫将白云弄乱

这历史不堪翻阅/涟漪下烟尘滚滚/枪炮声夹着呼喊/自湖底悠悠升起/金沙带血/溢自大地的伤口/汇成/万顷红涛……

你惊醒/于游人的笑声里/绿藻下鱼儿追逐/微风/把碧波抚得更绿

碧湖位于沙捞越石隆门,是19世纪华人开金矿所留下的人造湖,后来成为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1857年石隆门的华工为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曾举行过武装 起义,但遭到残酷镇压,很多华人矿工被杀。诗人没有浮面地停留在歌咏这一地域性的风景区,而是把湖面比喻为“历史的封面”,碧湖的历史就是华人矿工开采金 矿的血泪史,也是英国殖民者杀害华工的残暴史,悲惨到“不堪翻阅”,体现出反对殖民主义的人道精神,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

《尼亚河野渡》一诗以举世闻名的沙捞越尼亚石洞为题材,那里曾是石器时代人类穴居,出土了大量史前文物和人类骨骸。诗人在一条没入荒林深处的羊肠小道上, “竟惊闻自己索索的步履/匆匆/在枯叶上/跟随一个年稚的村童/回返/五十万年前的旧家”。类似这种具有文化寻根意识、本土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作品,还有 《摩鹿山》、《守护的神》等诗。吴岸擅长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基础,同时又广泛地吸收现代主义的技巧,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读他的诗,有时觉得 很传统,有时又觉得很现代,有时又分不清究竟是传统还是现代,只是觉得有一种独特的境界。他很精通中国古典诗词的白描和铺叙手法。如《鹅江浪》,初读时觉 语言直白简单,但读到最后一节“待到浪起时/却只见马来母女俩/手把桨儿/笑吟吟/坐在浪峰上……”,就好像看到那景象似的,寥寥几笔,就把马来母女“坐 在浪峰上”的形象勾勒出来,给人留下很深印象。《后园小景》和《夜宿江中》写得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明有暗,运用《诗经》叠字叠句的技巧,形成优美的音 韵效果,有一种意境之美。《南中国海》则成功地运用了传统诗词的铺叙技巧,采用现代诗的长句式,五句一节,整齐而有变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反复抒写 “我们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涛里”,形成一种雄浑壮阔的主旋律,并具有海涛般的节奏和韵律,是一首深厚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长诗。

吴岸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他从不拒绝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有些还运用得炉火纯青。《达邦树礼选》、《榴莲赋》等诗,具有 象征主义意味。《石榴的故事》用石榴隐喻儿孙满堂、人丁兴旺,明朗而不直露,通俗而含有余味。他把沙捞越想象成“美丽的盾/斜斜挂在赤道上”,把碧湖碧波 荡漾的湖面隐喻为“历史的封面”,都是很独特、新颖、巨大、深厚的意象,显示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才能。《夜里当电光一闪》运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 蒙太奇组合,呈现出现代社会千奇百怪的众生相。《破晓》和《落叶》写死亡,却能生死对举,同构转化,在死亡中展现新生,哀伤而不颓废。《雨》、《倒影》和 《北京的树在奔跑》呈现出一种反逻辑、反理性的逆向思维,但在更高层次上符合美学的逻辑,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

应当指出的是,吴岸的诗常常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倾向。下面试举两例:

我将挣脱一切镣铐/自坚硬的巨石中/自涔涔然淌血的十指下/如一樽无瑕的塑像/徐徐/步出

——《自白》

渭城别来无恙? /灞陵柳色仍新? /问客从何处来/我曾是乐游原上的歌者/西出阳关的故人/趁月色/把酒拿来/在千年酒碗的缺口上/受我/深深一吻

———《长安赋》

例一出自吴岸1988年12月写的《自白》一诗的最后一节。人如何能从“坚硬的巨石中”走出来?“塑像”又如何能步行?这些显然都是现实中不可能的事情, 是超现实的。但诗人有整整10年的牢狱生活经验作基础,不这样写不足以表现其坚强的意志、无瑕的品格和要挣脱镣铐的自由精神。例二是《长安赋》结尾的一 段。诗人分别化用了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李白《忆秦娥》(有人疑为“晚唐人词,嫁名太白”)和李商隐《登乐游原》中的诗句,将自己变成了一千多年前 “乐游原上的歌者”和“西出阳关的故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流露出对中国故土和传统文化的热爱,也表现了一个长期定居异土的华夏子孙对民族历史文 化的体认和反思。典故的熟悉,可见诗人吴岸曾长期受到唐诗宋词的浸润熏陶。

综上所述,吴岸从他所处的时空背景和生活经验出发,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同时又在创作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他的诗带有热带丛林的地方色彩 和民族特征,但又能呈现出人类共有的主题和世界性意义,做到本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他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西方现 代诗的技巧和手法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也有人认为吴岸的诗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其实,是什么“主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写出好 诗。正如吴岸在《诗》中所说:也不在乎别人的解构/也不在乎他说我使用的是桴是筏还是舟/重要的是我已横渡大海/而且单独/而且留下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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